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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师院附中
(陶基强)
“...虽然台湾仍在风雨飘摇中,但韩战发生,美国第七舰队巡弋台湾海峡,我们总算回归求学的道路上了...”陶基强师院附中毕业合影
年8月1日,我们踏上金刚轮离开大陆驶向台湾,在台湾海峡中遇到台风,船摇晃得很厉害,整整一小队的同学,个个趴在甲板上动弹不得,连黄胆水都呕吐出来,奇怪的是我一个大病初愈的人居然不晕船,可以到船尾弄些开水来照顾我那小队的同学。
二日船抵达基隆港,经过东南长官公署派人检查,方在黄昏时搭乘火车到台北,然后背着自己的行装,从火车站走到延平北路的大桥国民小学,在教室外的走廊打地铺。
一天除了两顿饭外,就是逛马路,初到台湾语言不通,生活习惯又不一样,对很多事物都感到好奇,尤其是男女同厕,令人感到尴尬与不便,到了夜间满街都是木屐声,冰店所卖的剉冰加上红黄蓝色料,使我们新奇不已,总之我们不再东奔西逃了。
台湾省教育厅将来台遗校学生,按原班级分发到省立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寄读,利用夜间上课,我们高二全班来台二十一位同学,一致决议再从高二上读起,以便来年的暑假中报考大学。
陶基强的师院附中学生证
为了配合读书的年岁以及兵役的关系,在填写资料时,每个人都少报了两三岁,我身份证的出生日是年8月4日,台湾的户籍特别严谨,所以大陆来台的军人、流亡学生多因个别因素,有多报、有少报,一直错误到现在,无法更改。
陶基强(后排左一)与师院附中同学合影
陶基强(后排右一)与师院附中同学合影
我们失学近一年,现重拾课本是那样的欣慰,教国文的是熊公哲老师,从不带课本,上课时引经据典将黑板写得满满的,听他的课是沐浴春风之中,令人陶醉不已,教英文的是夏宝忠老师,西南联大外交系毕业,在空军总部任职,一本高级实验英文法教得滚瓜烂熟,导师杨日旭老师对我们异常的关切。
虽然台湾仍在风雨飘摇中,但韩战发生,美国第七舰队巡弋台湾海峡,我们总算回归求学的道路上了,年暑假大学招生,遗校高二班我们二十一人以同等学力报考,放榜时居然有五人考上台湾大学,一人进师范学院,其余十五人虽未考上,却信心大增,再有一年的准备,大学之门并非遥不可及。
留在师院附中寄读的即混合编入日间部,那一年的高三是我们十五位同学最用功的时候,清晨早起勤读国文或英文,中午午休也从未午睡,不是温习中外史地,就是演算数学,晚上教室和寝室灯火管制,我们几个人有时在厕所门口的电灯下,或到屋顶警报台的小房间里,请台长军官大哥让我们读书,真是苦读了一年。
陶基强年的师院附中临时毕业证
陶基强年的台大准考证
陶基强年的师院附中毕业证书
陶基强年同时领到由蒋中正署名颁发的遗族学校毕业证书
年暑假大学考试时,我们十五位同学,分别进了台湾大学、师范学院,还有两位考入台中农学院。我选上台大历史系是受高三导师郭成棠的影响,他是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随政府来台湾,当我们几个报考社会组的同学,晚上在他宿舍谈天时,他一再劝说读历史,我似乎胸怀大志,想将来为国家做一番事业,结果我选择读台大历史系。
陶基强在台湾从高中到大学毕业
九、台湾大学
(陶基强)
“...台大历史系在年代,是师资最好的一系,因为年北京大学的一批着名的文史教授,随政府来台湾,如教西洋史的沈刚伯、徐子明、张贵永、杨绍震,教本国史的姚从吾、劳干、李宗侗、夏德仪、方豪等教授...”陶基强(前排左三)年6月同历史系毕业班与师长合影
大学四年应该是人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只可惜我未能好好的把握,若时光能倒回的话,我再在大学唸书,一定会认真的利用四年时间扎深自己的国文和英文基础,现在想起来那时也虚耗了很多宝贵的光阴。
年九月我与卢荷生、杨培桂三人同为遗校同学去台大注册报到,正式成为台大历史系的学生,一个大学生尤其是台湾大学的学生,一枚白底红字的校徽别在胸前,真所谓一年骄的令人侧目,现在想想也觉得很幼稚。
首先是寻找社团参加,遗校同班的何一民、易振经与我三人,参加了台大青年团契,跟着外文系的外籍教授查经与听道,差不多一年后,我们三人在厦门街的浸信会教堂受洗,成为上帝的信徒,每星期日上午我们三人从宿舍走到厦门街的教堂做礼拜。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使得我们三人成为上帝的叛徒,不再去教堂礼拜了,其原因是那时美军要撤离台湾,留下一些脱脂奶粉、黄牛油、衣服等在教会中,洋牧师说要分给信徒,可是却让我们三人看到平素在教堂痛苦流泣、求主宽恕的信徒们,是那样的自私贪婪的你争我夺,看在外国牧师的眼中,我们觉得非常的羞耻。
我们并非自命清高,觉得人穷志不必短,基督徒应该有比一般人较高的情操,如果做不到,信不信教完全是一样,所以我们三人离开了教堂。虽然牧师来宿舍劝导数次,我们坚持不去,如今回想起来是不对的,信仰是个人的事,与他人没有什么关系。
另参加了喜爱的国乐社,由他系几位学长筹组的“薰风国乐社”,我也算创社的会员之一,聘请中华国乐团的指挥孙培章先生指导,每个星期在学生活动中心或临时教室练习一次,南胡高手有高亦涵、欧阳冰若、林沛宇等。
我虽然拉得不好,我却有一把龙头二胡,当时也算是镇社之宝,十余人的小小社团很积极参加校内外的活动,尤其在年我任总干事时,薰风国乐社单独在法学院礼堂,办首次演奏会,也算是我对此社团小小的贡献。
陶基强(右六)年台大薰风国乐社合影
大学一年级糊糊涂涂的过去了,不知自己的真正兴趣所在,异常的徬徨矛盾,说起台大历史系在年代,是师资最好的一系,因为年北京大学的一批着名的文史教授来台湾。
如教西洋史的沈刚伯、徐子明、张贵永、杨绍震,教本国史的姚从吾、劳干、李宗侗、夏德仪、方豪等教授,都是一时之选,所习修的科目除通史断代史外,另有历史哲学、历史方法论、西洋思想史、中国史学史等,都是启发人心灵智慧的,所以我就没有转到别的学系了。
台大历史系师生年5月30日在今校史馆前合影
台大历史系师生在傅钟下合影
与卢荷生、杨培桂参加金门劳军,那时的金门真是寸草不生,也没有马路车辆,去部队或军舰教唱教舞,都是翻山越岭的步行,晚上还举办同乐晚会,的确很劳累。
从金门回台湾后,对台北西门町那种纸醉金迷,红灯绿酒歌舞升平的现象,实在是看不惯,所以很多同学在训导长傅启学教授的介绍下,集体参加了中国国民党,要从事革命建国的工作。
大学四年中对党务工作很热心,大四时选为青年学生代表,代表台大第一知识青年党部,参加中国国民党全国组训工作会议,在毕业前被中央党部选为基层干部优秀党员,只可惜中央党部没有再继续的培训这批学文学法的党员,党务工作只靠一些退役的行伍军人从事,我们受完预备军官训练后,想去省市党部谋求一份工作都不可得,也只有徒唤奈何。
陶基强年的台湾大学毕业证书
三年级开始准备毕业论文资料,同时我的感情生活有了变化,原大一寒假去左营仲辉兄嫂家时,认识长华嫂的一位远房亲戚,高雄省女中初中毕业,后医院工作,眼睛大大的并不十分难看,写得一手很好的钢笔字,我们开始交往约有两年,个性渐觉有些不合,所以我们之间的恋爱也就无疾而终。
担任海军军官的仲辉兄与长华嫂一家
这时由于选课及准备论文资料的关系,与班上的一位黄姓女同学,在一起讨论功课或聊天,久而久之似乎有丝丝的情感,她长得虽不美,却很沉静不多言,她父亲原是台大教务处讲义组组长,后转到教育部为专员,母亲是北师附小老师,哥哥幼小生病高烧有点智障,妹妹在台大护校读书,家住在牯岭街。
当她过二十岁生日时,请了班上几位男女同学去她家,在客厅听古典音乐唱片聊天,她父母也问大家来台湾的事,我感到她母亲很喜欢我,午餐后同学们继续在玩,她要去厨房洗刷整理,轻轻的拉着我一同去帮忙。
从那以后在校我们常在一起,晚上在图书馆看书,关门后有时会送她回傅园的女生宿舍,有时会到校门口的对面小馆,吃碗牛肉面后,顺着校门口到文学院的那条林荫大道散步,宁静的傅钟下或傅园中,成双成对的情侣在谈情说爱。
有时我们去西门町看电影,趁着服务小姐找座位时,我才敢拉她的手,或过马路时轻扶她的腰,校庆日傅园旁的女生宿舍,会开放让男同学参观,她要我约几位好友去她的寝室打桥牌,她殷勤的招待我们。
毕业时的谢师宴,她穿了一件新的翠绿色旗袍,我们两人靠在餐厅的门旁聊天,谁知她所靠是油漆未干的地方,一块浅红色的油漆印在背后臂部的位置,十分显眼难看,我们两人赶快找到附近的洗衣店,请老板处理,由我把关她就在老板的房间内等待,两人之间的情爱是那样的温馨而含蓄。
毕业后她留在台大农学院图书馆工作,我去凤山陆军官校,接受一年的预备军官训练,我们之间时有书信来往的保持联系。第二年我预官训练将结束前半个月,我去台北报考政大研究所,她热忱的接待我,要我第二天去她家吃午饭。
饭后黄伯母带我们去西门町看电影,她与她妹妹乘一辆三轮车,黄伯母与我乘一辆,在车上黄伯母问我退伍后有何打算,我说想报考研究所再读书,黄伯母再问我与她女儿的事,是否也应有结果,我说自己只身在台,无论学业、事业、经济都毫无一点基础,想等到三十岁时再考虑成家的事。
黄伯母说女孩子能等到三十岁吗?我说为何不可以,黄伯母说未见过像我这么糊涂的孩子,她建议我退伍后回台北,请黄伯父为我找工作,与她女儿结婚,可暂住在牯岭街他们那间教育部宿舍内,两人做事或读书或出国留学,黄伯母说她都会尽力帮助我。
我听到这话并没有兴奋的感觉,内心异常的矛盾而默默无语,晚上在宿舍与卢荷生谈这事,卢荷生却说我们遗校学生,不会如此的没出息吧,大学毕业后还要靠老丈人。
这句话狠狠的刺伤了我的自尊心,所以考完政大研究所后即南返回部队,同时允诺顾中天学长,没有考取研究所即去他任教的学校教书,所以年8月退伍后,与杨培桂同去台南县佳里镇台湾省立北门中学教书。
期间她来了好几封信,要我去台北做事,我告诉她乡间环境清静,我要埋首苦读,来年再去台北报考研究所,最后她来了一封信告诉我,她已辞去农学院的工作,准备寒假时去美国读书。从此之后我们之间再也没有联系,她去美国改读图书馆学,两年后就结婚了。
年代服预备军官役时期的陶基强
事隔三、四十年后,有一年我去台北度假时,卢荷生太太马辉樱老师突然问起我有关她的事,使我感到异常的惊讶,原来荷生的两个女儿在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一大学唸书,她就在该校图书馆工作。
马老师自北一女教职退休后,去美国陪同女儿居住照顾,小城市里的中国人并不多,不久即与她相识,知道是台大历史系卢荷生的太太,更是异常的亲切而无话不谈,关于我们之间的事,也只能说有情无缘。
陶基强年参加公费留学考试的准考证
十、油厂安家
(陶基强)
“...流亡来台的人,真是一天都不能闲着,否则第二天食宿无着而流落街头。那时只有教书的工作最易寻找,尤其是台湾中南部的中学甚需教师,这就是遗校我班二十位大学毕业同学,有十七位在从事教书工作的原因...”年陶基强与吴节子结婚照
古人云:“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却不幸在杏坛,为人师表四十一年,记得毕业后要去凤山受训之前夕,与卢荷生在台大侨生宿舍聊天,他问我受完训回来是否愿意教书,我说宁愿饿死也不愿教书,不幸一语成谶。
退伍后若不去教书,真的会饿死,曾有人问我为何会选择此行业,乃是不能体会我无家无业、无依无靠只身在台无助之情,不像今日大学毕业的孩子,可在家依靠父母赋闲,慢慢去选择较为喜爱的工作,我们流亡来台的人,真是一天都不能闲着,否则第二天食宿无着而流落街头。
那时只有教书的工作最易寻找,尤其是台湾中南部的中学甚需教师,这就是遗校我班二十位大学毕业同学,有十七位在从事教书工作的原因,所幸他们后来转到北部大专院校,差不多都以教授的资格退休了。
年的暑假报考研究所录取无望,即接受台湾省立北门高级中学的聘书,八月底从部队退伍,与杨培桂兄(遗校同学、台大同系、北中同事)带着简单的行李,到台南县佳里镇北门中学报到,恰巧遇到在教务处工作的遗校学弟万士志,另有台大学长顾中天(奎元),物理系毕业的萧冬然,杨培桂负责高中历史课程,我则教初中历史,同时聘为班级导师。
开学的第一天,当我走进教室时,里面的学生都向我说,你们高中部在前面,因为我穿着一条黄卡其长裤,一件白色衬衣,刚退伍留着三分头发,与当时高中学生相似,我双眼一瞪说是导师,吓得学生们鸦雀无声,乡下的孩子是那样的诚朴可爱,我吓着他们在内心也觉可笑。
初入社会教书,当时的待遇非常微薄,包括导师费每月薪资仅新台币三百九十元,扣掉公保及伙食的费用,每月到手只有二百元而已,对于人情世故婚丧喜庆之事,根本不懂。所以开学后第一次校务会议,崔德礼校长提出组织教职员工互助会,学校同仁间之婚丧之事,不必单独赠送礼金,由会计室从员工薪资中定额扣除,统筹支付于当事人,这是一件非常理想的事,获得一致通过。
但事隔不久之后,有位职员结婚,我们几位台大同学即遵照互助会所定未再送礼金,待该职员在学校礼堂宴请同仁,方知其他同仁私下送礼,当然我们没有被邀请。另有位老师的太太,久病不愈厌世自杀,我们怀着雪中送炭的心情,各自捐赠奠仪新台币一百元。
这两件事我们被人闲言闲语的批评,所以在有一次校务会议上,一位教高三国文的老先生,倚老卖老的讽刺说,一流的大学毕业生出国,二流的进研究所,三流的参加就业考试为公务员,至于那些不入流的才到中学教书。我们几个人气在心内,从此对那位老先生不太尊敬了。
不知何时有次动员月会,他为主席主持会议,满口仁义道德讲究忠恕之道,似乎在训示全体老师,为同仁们所轰,校长起立为他圆场,说他有点词不达意,请大家不必介意,我说既然词不达意,何以配教高三国文,总算报了以前羞辱我们的一箭之仇。
、60年代国家社会是贫苦的,学生上学所带的饭盒,米饭再加上番薯签,配点小鱼干和花生米,学校无蒸饭设备,每天中午都是吃冷饭,后来学校福利社贩卖鱼丸汤,两三粒小鱼丸洒点葱花,一碗五角钱卖给学生,使得学生可以吃点热饭热汤,同时在操场旁用竹子搭建了一间草寮,以供学生用膳。
刚巧大陆进行反右派、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等等,报章杂志天天的登载着,学校教文史的老师及导师,都会大肆宣扬,我班上却有一位顽皮的学生,用粉笔在草寮的竹柱子上,写了”人民公社”四个字,并不显眼未引起人的注意。
不幸有一天校长室所谓的安全秘书职员经过,发现了真是见猎心喜,不但向南区警备司令部报告,学生家长是一个种田的农夫,家中什么都没有,我身为班导师觉得不必如此,将学生交由训导处或导师惩戒就是,一个初中学生懂什么?何必小题大作,可是这些情治人员说,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走一个匪谍,我是导师也要接受安全调查。
我是国军遗孤、遗校学生,总统 蒋公是校长,国民党选拔的忠诚优秀基层干部,思想上应无问题,可是另一同事是东北长白师范毕业,随中共南下工作团逃到香港来台湾,未向治安机关报备,遭人检举被监控,结果被逼得精神失常,以至于家破人亡,在那种恐惧不安的时代,人只求苟活而已。
在北门中学任教四年,培桂兄早已去台北,奎元学长赴凤山步兵学校受预官训练,萧冬然去新营中学任教,我却为情所困,痴痴在北中呆了四年,虽然培桂兄来信劝我去台北,告我“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没有痛下决心离开,后来失意沮丧了一段时间。
年暑假去台北谋事,住宿在中正书局招待所,巧遇在北中共事两年的训导主任黄华昌先生,他已谋得台南县立善化初级中学校长职位,苦无班底,长夜与我恳谈,希望我能助他,我为他诚心所感即允诺,他也立即用信纸写下草约聘书以示诚意。为了拖拉好友林承宏老师同去善中,与新接北中施金池校长在校门口大吵架。
在善中我们待遇是好许多,因为黄华昌校长安排我们教英语,在当时的英数理老师都有额外的辅导费,同时也推荐我们去台北师范大学英语中心接受为期八周的训练,使我们取得初级中学英语教师的资格,每周上课时数至少二十七八节,教学是十分辛劳,同时乡间的生活环境较差,所以林承宏老师的太太经常抱怨,两年后他坚辞而去高雄省女中。
在善中任教与几位空军军官来校兼课人相识,所以周末时去台南水交社眷属区玩牌,他们的太太也为我介绍女友。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外省女孩犹如凤毛麟角,非穷苦教员所能仰望。本省籍的女孩由于二二八事件的影响,与外省人交往,家庭都是坚决反对的。
所幸在年的圣诞节,赵太太介绍一位台南籍女孩与我相识,姓吴名节子,台南商职毕业,在台南纺织厂工作。其兄为台南高商珠算老师,父亲与大嫂是永福国小老师,家世清白。她因我只身在台,又无兄弟姐妹,虽然家庭反对,她愿意与我交往,年初,我们结婚了,在善化镇上租屋而居,生活十分清苦,她勤俭持家,无怨无悔。
吴节子成长过程
吴节子(后排左)台湾光复初期与同学合影
年十一月长子宗玮诞生,自幼体弱多病,再则我每周上课时数多,声带长结疼痛,微薄的薪津加上辅导费,似有入不敷出之感,想到城市的学校任教。刚好黄校长调往学甲中学,太太坚决反对我同去,所以我积极向台南或高雄谋职,得北中友人相助,获得高雄市私立国光中学聘用。
年陶基强夫妇长子出生
年代陶基强之全家福照片
高雄市私立国光中学乃是中国石油公司高雄炼油厂子弟学校,工作环境优美,老师的待遇及福利很不错,尤其令人满意的是配有眷属宿舍,所以我在年的暑假,就从台南县善化镇搬到左营。
我即开始参加学校的辅导课,担任两班初三的英语,我是十分的兴奋而且又紧张,因为当时升学主义高涨,恶补风气盛行,学校以升学率为社会及家长评鉴优劣,国光中学的老师为大环境以及家长的期许所逼,不得不以作业及考试填迫的方式,要求学生读书应考,所以学生最怕星期天或假日,因为各科老师所指定的家庭作业特多,有时还须来校上课,师生比平日更忙碌。记得我初来国光中学的第一学期,刻钢板腊纸的补充教材及作业有一百三十多张。
到高中联考放榜时,男女榜首都是国光的学生,第一志愿的升学率几乎达百分之百,大学联考放榜考上国立大学的是百分之九十以上,那时国光中学的声誉如日中天,被称为南台湾的“建国中学”。
油厂员工知识水准比较整齐,子弟的家教也很良好,学生的行为举止,更是我身为导师欣慰的事,班上很少有一位言行偏差的男女学生,虽然在国光从事教育工作,比一般学校压力大,可是我却舍不得离开它,所以一年复一年的就待下去了。
长女依玟、次子宗琁也陆续在油厂社区出生,六十年代前后,台湾的经济逐渐的发展,社会安定而且也富裕了,国光高初中的英数理老师,真有接不完的家教工作,我每天晚饭后七时离家,晚上大约十时回家休息,内人勤俭持家,又善于理财,数年后购置公寓房屋一间,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所,家境安定渐入小康。
三个孩子从油厂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在此就读,也是在此油厂社区成长,这种宁静安定的日子似乎过得特别快,不知不觉的数十年时光飞逝而去,孩子们都已大学毕业,各有专长而自立。
我的青春年华就在粉笔灰中消度,如今是白发苍苍,老态龙锺,已届退休年岁,回忆达四十一年的教育工作,酸甜苦辣都有,内心真是充满无限的感慨。在杏坛滥竽充数为人师四十一年,年八月届龄退休。
陶基强年访谈时表演二胡演奏
由于太太对生活起居细心照顾,使我身体健康情形非常良好,所以退休十数年后,未曾生过什么病。初期每日清晨来学校操场散步,与退休的几位老同事闲聊,望着学校几幢宏伟的建筑大楼,也是我们曾经在一起的办公所在,谈谈陈年往事,人的一生就如此了结,真所谓: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年代陶基强三代同堂的全家福照片
之三:抗战遗族勿忘殉国军人先烈故事
(陶宗玮)
“年8月1日,运兵船“金刚轮”缓缓驶离广州黄埔码头,船上有约四百名“遗族学校”的师生,大部分是十几岁的中学生,他们都是抗战期间殉国军人子弟...”
位于南京中山陵景区内之遗族学校旧址
遗族学校及女校,成立于年。当时革命军北伐成功,东北张学良易帜,中国全国统一,首都定在南京。为安置教养殉国将士遗孤,政府于南京中山陵园四方城设立“遗族学校”,由蒋中正亲任校长,宋美龄担任主席校董,各省送来殉国将士遗孤五百余人就学。
十年后年侵华日军攻陷南京,遗族学校师生迁往四川成都。年抗战胜利还都南京,遗族学校复校,招收抗战期间殉国将士遗孤,校中教职员多为前期校友,父亲陶基强就是在这时期进入遗族学校高中部就读。
年初,国共内战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的溃败已成定局,在大陆的统治行将结束。春节之际,遗族学校开始迁移,最后多名学生到达了台北,寄读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附中上学。遗族学校不再招生,学生逐年毕业,直到年,送走了最后一批学生。
年8月1日,运兵船“金刚轮”缓缓驶离广州黄埔码头,船上有约四百名“遗族学校”的师生,大部分是十几岁的中学生,他们都是抗战期间殉国军人子弟。
在海上狂风巨浪的台风天气中颠簸了两天后,“金刚轮”在台湾基隆港缓缓靠岸,“遗族学校”四百名师生下船上岸,从此在台湾岛上落地生根。二十岁的南京小伙子陶基强是这四百人之一,他的父亲陶耀鑫,军政部兵工署军械司上尉科员,抗战期间因公殉职于重庆。陶基强上岸后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们去照相馆合拍了一张照片,题字为“流浪中的一群”。
陶基强(后排左)年与遗族学校同学合影于台北
陶基强是我的父亲。年11月,我陪父亲去台北火车站旁的天成饭店,参加“遗族学校”九十周年校庆纪念餐会。“遗族学校”渡海来台已经过了七十年,当初来台三百多名十几岁的中学生,如今健在的仅存不到七十人,年纪最小是八十五岁的校友会总干事段剑瀛。遗校同学会尚能席开十桌,莅临校友及家属近百人,校友们感情凝聚之强令人惊讶,我的高中大学同学会能凑满一桌就不错了。
陶基强年在遗族学校九十周年同学会留影
到台湾以后,名遗族学校学生被安置在台北师院附中(今师大附中)寄读,几年内学生陆续从附中毕业,由台湾国民党当局分批辅导分发往军校、师范、职校升学,让遗校校友凭“抚卹令”补助读书生活费用直到毕业就业。
陶耀鑫军政部职员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
陶耀鑫之抚卹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
陶基强年领到校长蒋中正署名之遗族学校毕业证书
父亲陶基强在附中就读一年后,考上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和几位国乐同好成立了“薰风国乐社”,他从大陆带来的一把龙头二胡成了镇社之宝,“薰风国乐社”如今成了两岸国乐界享有盛名的“台大薰风国乐团”。
年1月6日于台北阳明山庄,举行遗族学校三十周年纪念,迁台各期毕业生人共聚一堂,校长蒋中正及主席校董宋美龄亲临致词。根据当年调查位校友后统计,遗校迁台校友籍贯跨越大陆二十余省,以山东、湖南、湖北、江苏、安徽为多,皆超过20人。迁台十年后尚有近半人在学中,以就读师范院校61人为最多,其次为军事院校34人次之。已经就业者也以教育界66人为最多,军警51人次之。
到了年,校友会出版遗校五十周年校庆纪念专辑,收录了6位师长、位校友履历自传。到了年出版的校友同学录,尚有位在台校友的履历自传。
在整理了祖父陶耀鑫上尉的档案之后,我很好奇其他遗族学校学生的父辈们,都有着什麽样的抗战殉国故事?我从这三百多份履历自传中,整理出百余位有名有姓的校友父辈抗战殉国故事,殉国时间由年至年,跨度长达十八年。
■“五三惨案”与民国抗日烈士第一人——蔡公时
遗族学校江西籍学生蔡今任之父蔡公时,北伐时任战地政务委员兼外交处主任,五月师次济南,侵华日军企图阻挠中国统一,蔡公时临危受命为外交特派员与侵华日军交涉。遗族学校广东籍学生谭仁杰之父谭显章,北伐时任外交部第一司第一科科长。年5月3日,蔡公时、谭显章等十七名外交人员进驻山东济南与侵华日军交涉,被侵华日军杀害于交涉公署,史称“济南惨案”、“五三惨案”,蔡公时被称爲“民国抗日烈士第一人”。
济南事件,又称济南惨案、五三惨案,指年5月3日,革命军在北伐途中经过山东济南时,侵华日军爲阻挠中国统一,藉口城内的日本侨民被抢劫杀害12人,而出动军队展开报复,屠杀中国军人与民众六千余人。其中,中国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派遣济南的外交处处长兼政府外交部特派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及署内职员17人被侵华日军杀害。
“五三惨案”的隔月年6月4日,因东北奉军首领张作霖通电求和,侵华日军在东北京奉、南满铁路交叉处制造“皇姑屯事件”,预埋炸药将乘坐火车返回渖阳的张作霖炸死。因张作霖爲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的国家元首身份,此事被二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视为日本侵华的起点。
年12月29日,虽然日本百般阻挠,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仍通电南京,将原来悬挂的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形式上接受政府管辖,史称“东北易帜”。
年,革命军北伐胜利,北洋政府正式结束,中国完成统一。定都南京,北京改名北平,于南京中山陵园四方城设立“遗族学校”。
■“九一八事变”与东北义勇军
遗族学校山东籍学生许隆乾之父许学张,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东北义勇军抗日,七七事变后回到山东担任山东挺进军三十三纵队上校支队长。年8月中,日本投降前夕不幸壮烈成仁,时年36岁。
年9月18日,侵华日军炸毁自己修筑的南满铁路,藉口称中国军队所为,因此侵占渖阳,史称“九一八事变”。三个月之内,侵华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三省全境。次年年3月1日,日本扶植成立“满洲国”傀儡伪政府,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宣布就任伪满洲元首,首都定在新京(今长春)。
“九一八事变”现今被史学家视为中国十四年抗战的开始,现每年9月18日中国的各大城市会鸣防空警报以警醒后人。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初期,东北旧军队为基础和警察、平民组成自发抗日武装力量,如义勇军、救国军、自卫队等统称“东北抗日义勇军”,人数曾多达50万人。但缺乏统一领导而又成分复杂的义勇军,受到侵华日军的强力进攻下,于年即大部陷于瓦解,一部份退入关内,一部份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成为“东北抗联”的前身,继续坚持抗日斗争,为东北和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期间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年3月14日,在北京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写入宪法。
《义勇军进行曲》
田汉词、聂耳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一二八事变”与殉国的留欧砲兵军官
遗族学校福建籍学生吴元善之父吴瑞华,黄埔三期毕业,赴英伦皇家砲兵学校深造,任砲兵指挥官,年一二八之役在吴淞阵亡。
“一二八事变”又称为淞沪战争,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侵华日军为支援配合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自导自演的中日冲突。年1月28日,侵华日军突然向上海闸北的中国军队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随后又进攻江湾和吴淞,史称“一二八事变”。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国际上出面调停,却对日本侵占东北采取了放任的态度,年3月1日,日本达到了在中国东北成立“满州国”傀儡伪政权的目的。
■七七卢沟桥事变
遗族学校湖北籍学生王百川之父王友光,陆军官校七期,十三军八九师二六七旅五三三团三营连长,驻绥远,年七七事变爆发,坚守南口,遭敌机轰炸粉身碎骨,享年三十。
年7月7日,侵华日军在芦沟桥附近演习,宣称演习中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遭守城的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拒绝,侵华日军随即攻击城西卢沟桥,史称“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翌日清晨5时许,侵华日军炮轰宛平城,随后发生了平津作战。第二十九军战败撤退至保定,平津地区为侵华日军占领。
7月17日,蒋中正在庐山发表谈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7月19日,蒋中正同意红军主力改编为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7月20日,蒋中正返抵南京,召见各国大使,表示中国抗战决心。军事委员会把全国划分为四个战区,中国抗日战争至此全面爆发。
■抗战中唯一海军战役——江阴海战
遗族学校辽宁籍学生徐粤生之父徐利溥,海军官校十九年班毕业,年在南京殉职,时任第三集团军肇和军舰上尉分队长。
“江阴海战”从年8月16日开始,至年12月2日江阴失守后结束,是抗日战争期间唯一一次海军战役,经此战中国海军失去全部主力舰只。
■八一三淞沪会战与首都保卫战
遗族学校湖南籍学生刘贤祥之父刘作全,陆军七十七师四六二团,年9月阵亡于抗日淞沪战场,时年28岁。
遗族学校云南籍学生李汉章之父李高仑,黄埔三期,抗日淞沪保卫战中,死守上海周家桥阵地,不幸中弹壮烈成仁。
遗族学校湖北籍学生江谦之父江仁渊,年10月于淞沪之役为国捐躯。
遗族学校湖南籍学生刘三奇之父刘中柱,中央军校七期,抗日淞沪之役阵亡。
遗族学校湖北籍学生李传义之兄李传彬,军校十期毕业,抗日淞沪战役阵亡。
遗族学校吉林籍学生杨大平之父杨育昌,毕业于东北讲武学堂,加入第47军,年八一三上海战役为国牺牲,时任陆军中校,享年32岁。
遗族学校江苏籍学生刘道宗之父刘昭宇,黄埔军校四期,年抗日阵亡于上海。
遗族学校江西籍学生赖荣福之父赖德润,黄埔军校五期,年抗日阵亡于上海。
遗族学校湖南籍学生向厚禄之父向龙,十六师九十二团军医,年阵亡于江苏无锡。
遗族学校湖南籍学生周绍阳之父周学濂,沪战殉国,子3岁。
遗族学校湖北籍学生夏自强、夏自雄兄弟之父夏瑞祥,抗日战争中阵亡于上海昆山。
遗族学校湖南籍学生马天仇之父马聪,黄埔军校六期,淞沪战役为国捐躯,时任上尉连长,年方22岁。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日两国之间的不宣而战,由地区冲突真正升级为全面战争。“淞沪会战”又称“八一三战役”或“上海战役”,爆发于年8月13日,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第一场大型会战。侵华日军想由长江口进入直取中国首都南京,战斗在当时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展开。战役期间,上海法租界和苏州河以南的半个上海公共租界实行武装中立,分别划为法、英、美、意四国军队的防区。苏州河以北的公共租界及其越界筑路地区属于日军防区,亦是侵华日军在上海的作战基地。中日双方共有约万军队投入战斗,仅淞沪战役本身便持续长达三个月。
■四行仓库与八百壮士
年8月13日爆发淞沪战役,日军原本希望透过袭击攻势快速占领中国,但却意外与中国军队陷入长期的拉锯战而粉碎了日军“三月亡华”的计画。同年10月26日的四行仓库保卫战中,四百多名中国守军在中校团长谢晋元的率领之下死守四行仓库四个昼夜,由于四行仓库与英美租界仅有一河之隔,直接就在西方民众与媒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