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毛泽东年推荐邓小平当中共中央总书记时的评价最为人们熟知。毛泽东说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毛泽东后来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还曾当面对邓小平说“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邓小平在法国的打工经历1.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大征兵，劳动力严重缺乏，15万华工赴法国从事军事劳役。法国人认为：大批的华工不仅帮助打仗，日后也可以帮助建设。这就需要教育。
而蔡元培、吴玉章等人也想到，可以用勤工俭学的方式来使华工掌握法国先进的技术，这对回国发展大有好处。中法双方一拍即和。年，成立华法教育会。选择法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法国的生活费用低廉。当时社会上有学生“一等西洋，二等东洋，三等本土”的说法。官费留学，份额极少，机会又非常有限。于是，如何争取少花钱，这就成了问题的焦点。到欧美等国留学，一年的费用要二千元左右；在法国，只需其三分之一，而在法国的外省，“每年每人学食宿费不过二三百元”，只是人家的十分之一。这给那些普通人家的青年带来希望。所以，留法俭学，重点是突出其“俭”。另外，当时法国的科学技术水平确实很高，在世界名列前矛。“科学界之大发明家，多属于法”，其他德国人、日本人只是追随法国而已。
图片：年勤工俭学成为滚滚洪流
真正使得勤工俭学成为滚滚洪流的，是年。“五四”运动，从内心深处震撼了每一个热血的中国青年。正如当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大批热血青年的目光投向日本，掀起了留日狂潮一样，“巴黎和会”的失败，也使得人们注意到了法国。从年到年，全国有-多人赴法勤工俭学。达到了空前地步。他们中有蔡和森、周恩来、向警予、李立三、李富春、陈毅.....等等大批人们熟知的英才。勤工俭学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准备了自己的卓越的领袖人物。邓小平正是这个风云激荡的岁月，卷入这个潮流的。
2.
经过近一年的紧张学习，“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校址现为重庆市第29中学）的学生在“重庆总商会”举行毕业典礼。法国驻渝领事馆对毕业生进行了口试与体检，邓小平〔邓希贤〕的口语不错，但家乡的口音重。对考官的提问到也能一一答的出来。考官又检查他的中文、数学和工业基础知识成绩都可以，就在表格的签了名。毕业生中的83名学生获准赴法。邓小平为自费生。自费生由工商界捐款资助每人元，自筹元，共元。
年8月27日下午3时，预备学校的这83名毕业生，出太平门登上了“吉庆”轮前往上海。码头上，看着父亲邓绍昌〔邓文明〕那伤感的眼睛，16岁邓小平感到喉咙有些哽噎....第一次离开家，就要到一个遥远、陌生的国度，一切全都要靠自己了。这一离去，邓小平再也没有回到广安故乡。
“吉庆”轮抵达多雨的上海。年9月11日，邓小平和他的同学们冒如着注大雨从“名利大旅社”来到黄浦滩的法兰西码头。同学们乘小艇到杨树浦，登上了法国邮船“鸯特莱蓬”（AndreLebom）号。一声长鸣，邮船载着中国的精英，离开飘着万国国旗的上海，离开了苦难深重的中国，许多同学抑制不住心中的情感，跑到甲板上，在大雨中凝望着这块逐渐远去的土地，眼中的泪水夺眶而出。
3.
邮船向地中海，向法国驶去。
船上的舱分五等，一等是包房多是洋人、高官。勤工俭学生坐的一律都是4等舱，又称“一统舱”，舱位设在船头，分上下铺位。再望下是放牲口饲料、杂物的5等舱了。上船之初，茶房就逐一点名，报到后，发给每人一个洋瓷铁盘子、一个洋瓷铁碗、一副刀叉，作为吃饭的用具。叮咛大家要好自保存，丢了不补发。每顿饭都要等头、二、三等舱客人吃完，才呼唤4等舱客人持盘碗到厨房前小窗口来领。每人给一块面包、一瓢汤，有时给一点剩菜。学生们苦笑着说：“这真正是‘要饭’了。”
4等舱多安置在船的顶篷一个角落里。大家组织起来，将所带的行李中油布一类东西联扎起来，以蔽风雨。
海上的狂风巨浪来势凶猛，不是内地人所能想象得到的。有时夜睡正浓，突然间一个巨浪从头上浇来，衣被尽为湿透。好在船离海防以后，一直到地中海岸，都是在热带中航行，衣被湿了，易为海风吹干。由新加坡横渡印度洋到非洲这段航行时间最长，大家吃尽了苦头，在汹涌澎湃的波浪中，轮船振荡得很厉害，同行者多在舱中静卧，有许多人晕船，有少数人痛哭流涕非常想家，未到达马赛，便开始询问怎样回家。
这次航程近0公里，历时39天，邮船经香港、西贡、新加坡、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锡兰、科伦坡，再经非洲三角的吉布提、阿拉伯海、亚丁，入红海，经苏伊士运河塞得港，进入地中海，由地中海至法国马赛上岸，共计航行四十余天。沿途所经过的大多是英、法的殖民地。
邓小平于10月19日抵达马赛。开始了在法国的生活。
4.
邓小平到了马赛，随即前往巴黎。重庆预备学校的学生被分送到许多省的中学就读。邓小平就和他的叔父邓绍圣一起来到了位于法国西部的诺曼底“巴耶中学”补习法语。对于只有人的巴耶来说，一下子来了十几个中国学生，在当时的确成了新闻。按照原定计划：他们必须继续学习法语，等到掌握了充分的法语知识，再学习正常的中学课程。其实，邓小平在这里只读了5个月的书。邓小平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五年多，只有头五个月是在学校里学习法语，以后再没能进入校门。简单算一下，就知道邓小平为什麽要停学了？
邓小平离开家的时候筹到元路费，船费就占去，加上在上海的住宿、船上吃饭又去了50元。而在巴约的生活费每月至少40元。〔当时银元兑换法朗约6元＝70法朗〕。比较一下同期异地周恩来的情况：周恩来有恩师南开校董严修的元赠费，又有大律师刘崇佑的义捐元。再加上给报纸的稿费，〔参见拙作：周恩来和他的初恋情人〕可以说周恩来的日子就宽裕多了。家里为了他又卖了些地，寄来钱。因为无论如何节俭，也不够学费，再读下去，都无异于坐以待毙。邓小平再也不能这样有出无进的花费了。此时，学校也因为大部分学生们的学费不够决定停课了。
法语方面，五个月的法语课，加上国内一年的法语启蒙，应该说此时邓小平的法语还是有个不错的基础的。至少比只学了两三个月的周恩来好的多。然而后来，周恩来还有条件、有恒心学下去〔约一年多的私人授课〕。邓小平则几乎完全放弃。再加上周恩来秉性聪慧、天生的口才好、见识广、有英文基础、好交际、活动范围广....可以肯定：周恩来的法语后来居上，比邓小平要好很多。
后人有意无意拔高邓小平此时地思想认识，但邓小平还未达到能读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程度。这一时期的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所知甚少，如同当时的另外一些知识分子对“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所知不深的情况下，就把这些主义当作灵舟妙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认识是在日后的实践中学到、定型的。此时只能知道一点皮毛。
年3月13日，在巴约中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一起离开了学校。邓小平从此走向社会，走向苦难的人间，开始了一生中最彷徨的年月！
5.
他漂泊到位于巴黎西北郊的拉加雷纳.科隆市〔Lagarennecolombe〕的华侨社区。在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勤工俭学生们的境遇都十分悲惨。他们有的住进了巴黎的贫民窟，大部分则挤到普安特大街〔avpoint〕39号的“华侨协社”中去。
“华侨协社”是旅法华人的公共机关，其性质如中国的会馆及外国的商会，各种机关皆汇设其中。成立年8月31日，别墅式建筑。勤工俭学生初到法国时，多集于此候工候学。同国內通信也在这里转交。
欧战后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欧洲，大批勤工俭学生进厂、入校已不可能。至年底，失工、失学的学生越来越多，挤满了协社的院落，协社成为勤工俭学生的避难所。无工可做又无钱求学的人則住在地窖內；地窖住不下，便在花園草地上搭帆布篷居住华侨协社的大院中搭起了一个长四丈宽五尺的布棚，里面挤进了40多人，真是无法想象。起初，李石曾的“豆腐公司”每日向学生提供饭食，组织他们复习法文，后来连面包和白开水也供不起了。后因勤工俭学生领导和参加了向中国驻法使馆请愿的“二·八运动”，〔包括被遣返的陈毅李立三..等人〕反对中法秘密借款，中法当局停发了维持费。
人是铁，饭是钢。相对住而言，吃显得更加重要。然而，华法教育会发给失业学生的生活费每天仅五法郎。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五法郎只能购买最廉价的食品，常用的食谱是白水煮马铃薯，兼之没有钱买煤油，马铃薯煮得是半生不熟，吃了不容易消化，时间一长，就闹胃病。后来的青年党魁李璜曾经描述了勤工俭学生的惨状。“我见他们因营养不良，面黄肌瘦；又因其中有久卧花园草地和地板之上，不免要受潮湿，而有腿肿致不良于行者。我为之心恻然。”
也许正是这段刻骨铭心、寄人篱下的悲惨日子，使邓小平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彻底失望。但这还不是最坏的日子！
6.
到了法国，中国学生首先就得为活下去而努力！后来和毛泽东上了井冈山的何长工说：““我们什么工作都做，架子放下了，面子撕破了，......轻活、重活、临时杂工，碰上就干，为的就是挣一点吃的”。
年4月，邓小平来到位于巴黎和里昂之间克鲁梭，在施奈德工厂工作，工厂已经有几十名勤工俭学学生和约一千名普通的中国工人。他的雇佣登记卡片上注明，他的日工资是6．6法郎，比学徒工应该所得的还低。而他一个星期要工作五十个小时，甚至更长。
一位邓小平在这个时期在此工作的工友回忆：“平常作工每天八个点钟，.....早上六点起床，六点半动身，经过面包铺，各人买片面包，插在袋里向工厂去。工厂是七点开工，电铃响了，汽笛叫了，工人就忙着开始工作。一片的机械声、锤声、锉声、铁帖声、铁板声，闻得两耳失去了作用，对面说话，彼此不得相闻。我们也自然混在里面，天天硬着干，可是手还在做，脑子不知跑了几千万里路了。到九点多钟，吃了那块面包，当做早饭。到十一点半，电铃汽号又响了，散工了，法国工人纷纷出门洗手换衣，匆匆忙忙，向饭店里去。我们中国人，去一直跑回家来（旅家），自己忙忙的弄饭吃，饭刚吃完，就是下午一点半，又要立刻动身向工厂去。......我们现在每天消耗十点钟与工作上，
邓小平在施奈德工作时是做“杂工”，他和其他学徒工及不需熟练技能的工人一起工作。他们的工作是当翻沙工或去“拉红铁”，戴上石棉手套，将火红的钢板拉出来轧钢。通过传送带，把沉重而炽热的钢板运到车间的另一处。早逝的王若飞在日记中写道：“连日天气甚热，厂中尤为干燥，遍地都是泥沙，大风过处，沙即腾起，着手面上，为汗水所粘凝，偶一拂拭，其状怪丑怪可笑。”在如此的劳作之下，中国学生个个如出狱之囚犯，形容憔悴，困乏不支。到晚上才能看点书，但是精神疲了，又怎么能够仔细去想呢，还没有看上一页，眼皮就支持不住的样子了。星期日虽然不作工，但是还要洗衣、洗澡、写信，就是要想照法国人的习惯去外面走走，都没有闲工夫。
这样枯燥无味呆板过着，精神生活在哪里？这种对勤工俭学的怀疑和否定，逐渐成为了勤工俭学生的普遍认识。同一工厂的李维汉说：“经过短时间的工人生活，我们都感到经过勤工很难达到俭学。”长时间的繁重工作，恶劣的工作、休息条件尤其是看不到任何希望！邓小平受到的打击使是巨大的。他本来活跃乐观的天性从此暗淡了，本来勤于读书习惯消弱了，他开始变得沉默寡言、思虑重重。他开始考虑这一切现实背后原因，重新审视社会.....他从未没有吃过这样的苦，所以仅仅干了三个星期，只有十七岁，由于体力不支，他感到无法再承受了他决定也不再继续干下去了。宁可冒失业的危险回巴黎。
7..
年４月，心情沮丧的邓小平从克鲁梭来到蒙达尼〔MONTARGIS/LOIRE旧译〕蒙达尼位于巴黎东南方向，在卢瓦雷省〔其实法国一省约等于中国一县的面积〕。离巴黎约公里，离奥尔良和枫丹白露都很近，是一个美丽而宁静的偏僻的城镇，离城不远就是大片森林。那儿的居民们如果知道这批激进的中国工读学生是后来主宰中国命运的人物，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
离城2公里有一小镇，叫夏莱特--CHALETTE。镇上有个哈金森橡胶厂。邓小平来这里工作的。
工厂不小，制造套鞋、跑鞋、自行车轮胎。工人有五六百，中国学生，体力较弱，做的是女工的工作，同女工一個车间。哈金森橡胶厂做的是计时制，邓小平做的活计很简单，是把鞋子的各个部分粘合起来。工资每日10法朗，星期日休息，星期六只做半天工。每日劳动10小时，即1小时1個法朗。帳是容易算的。如此，扣去四个星期日和四个星期六下午，每月净收入为法朗。付出90法朗伙食費之后，还剩下法朗可供还债和零用。〔和很多学生一样，邓小平到法国以后基本上没有钱添制什麽象样的衣服。直到年的照片上的合影，还是初到巴黎时的那套衣服。〕
哈金森橡胶厂有４０多个中国学生。工厂搭了一座木棚，为他们的栖身之地。木棚宿住有二十几人，不付房租，电费，水费。每人每日付饭费三法朗。面包尽吃管饱，早餐一大碗咖啡，午晚兩餐都有肉吃，或烧土豆，或烧卷心菜。晚饭后至睡觉后间有2小时至3小时可以利用。此時木棚裡很热闹，看书的人很少，甚至沒有，大家闲谈、开玩笑、不同地方、观点的人有时还骂骂，幸而沒有打架的。邓小平是个坐不住的人在这新的环境中，又恢复了本来的活跃天性，有时还显得特别调皮捣蛋。有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回忆说：“有个四川小青年，矮矮的，胖胖的，只十八岁，每日這個時候总是跳跳蹦蹦，同人說笑話，开玩笑。我心里想，这個小青年不学习一点东西，不爱看书，很可惜。”也就是在这个工棚，邓小平知道认识了蔡和森、周恩来等革命者，开始了解共产主义。
不过比起施奈德轧钢厂来，这里虽然有些橡胶异味，毕竟没有那么脏，那么累。邓小平吃的很多，身体也渐渐恢复，情绪在周围的人的带动下越来越好。最难得的是工余之外还有了正常的享受。有一次，星期六下午休息，为了看一场国际足球比赛，狠狠心，花了5个法郎买了一张最便宜的门票。从那以后，邓小平就与足球结下了不解之缘。有时，难得看一场足球比赛，回来之后，陶醉好几天。这个习惯，后来成了邓小平为数不多的嗜好中的一个，有些孩子气。而老邓却乐此不倦，终身兴趣盎然。
邓小平呆在蒙达尼七个月，快到年底时，他又要走。这次是去塞河畔的夏狄戎〔CHATILLON巴黎近郊，现属94省〕。在那儿他进入中学学习，想捡回丢掉的文化课程，试了大约3个月，他发现自己的断断续续学来的法语，实在无法跟上学校的课程。从此，便没了上学求业这个想法，老老实实回到社会找工挣钱。后来，邓小平又陆陆续续做过机车的司炉工，到餐馆里做过厨房帮手，当清洁工拣马粪挣钱。还有两个星期，他和他的同学在巴黎城中找到一种扎花标签的女人做的工作。包括在雷诺的杂工，留法期间，前后共做了十几种辛苦而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
年初，邓小平夏狄戎学习的生活结束了，他又回到了蒙达尼，回到了哈金森工厂。这次，他只在工厂呆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他的工作记录卡记着他被分配在制鞋车间工作。年3月后他被解雇用了。解雇的原因是“本人拒绝工作”！
图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的大部分成员来自留法勤工俭学生，这张１９２４年的照片中前左四为周恩来，左六为李富春，左一为聂荣臻；后排右三为邓小平。
这时，邓小平已经脱离了纯粹的留学的生涯，苦难使他义无反顾的放弃了幻想。他接手周恩来等人的部分秘密工作，成为旅欧支部的核心成员，变为职业革命者。
8.｜
动荡、劳累、贫穷的生活，给年轻的邓小平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不象毛泽东那样，有浪漫、高扬的激情，敢于轻视物质生活。他真的给穷怕了、饿怕了，对生计、对粮食十分敏感！邓小平向杨尚昆说他在法国的生活时：“每当我能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很高兴。”66年后，“文革”恶浪，广安遭受劫难，农村劳动日一个仅值几分钱，群众生活十分穷困。一次他接见外宾说：“我的家乡广安人平均占有粮食２００多斤，一个农民年平均收入不到５０元，我的家乡就是那个样子！”忧切之情，溢于言表。70年代末，指示教委：出国留学要办个“留学人员服务处”。心牵神挂，设身处地！80年代，还有更著名的口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成为改革先声。
由于后来一直没有机会读书邓小平的学校生涯早已结束，他的文化水平大概等于现在的中学毕业。老邓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对于有真本事的知识分子老邓很尊重、总有些偏护。
邓小平的生活习性很多是这时形成的职业习惯：他吃饭速度很快，爱吃"烩饭"：饭、菜、豆腐、鸡蛋一锅煮，早饭几分钟解决，午饭也不过十来分钟，也是工厂的时间养成的。邓小平不修边幅，不太注重穿着。不象周恩来那样任何时刻都穿得很整洁、得体，老邓不太讲这一套。邓小平做事大小、轻重分得清楚，也有效率。他的工作时间在党内高层最短，下班后一打桥牌就没点了。
美《时代》周刊风云人物为何两次选中邓小平？年1月1日出版的《时代》周刊说，邓小平获选为年度风云人物是因为邓小平把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打开了，让中国走向世界，同时让世界走进中国。
年1月6日出版的《时代》周刊说，这一次是因为邓小平对中国持续不断的改革比年发生的其他所有事件都更有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查阅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的名单，两次以上名列其中的总共不超过10人。是什么原因使得邓小平被《时代》周刊两度选为世界风云人物？
年1月1日出版的《时代》周刊说，邓小平获选为年度风云人物是因为邓小平把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打开了，让中国走向世界，同时让世界走进中国。7年后，邓小平再次获选为风云人物。年1月6日出版的《时代》周刊说，这一次是因为邓小平对中国持续不断的改革比年发生的其他所有事件都更有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撰写风云人物报道的作者因受时空条件的限制可能难以作出更深层的解释。在邓小平制定的改革开放目标正一步步成为现实的今天，重新探索邓小平两度获选的原因，也许能够找到更好的答案。于是，新华社记者开始寻访当年遴选风云人物的决策者和撰写报道的作者。经过多渠道联系，终于找到年度风云人物报道的作者之一、当年《时代》周刊驻北京分社社长里查德·霍尔尼克。
现已离开《时代》周刊的霍尔尼克回忆说，年度风云人物的遴选经历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过程。始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的风云人物报道早已成为《时代》周刊的品牌报道栏目，周刊高层一向十分重视。遴选风云人物的准备工作往往在正式报道几个月前就已开始。遴选的基本标准是谁在过去的一年中对世界的影响最大，不论这种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最初的热门人选往往是新闻报道中最具轰动效应的人物。年10月前，在负责提名的周刊高级主管男哪恐校位于前列的人选是原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但随后这个次序发生了变化。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周刊当?0月组织的参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地的“新闻之旅”。
由《时代》周刊高级主管和福特汽车公司总裁等美国大公司高层领导组成的40来人的参观团抵达北京后，《时代》周刊高级主管便立即提出了采访邓小平的要求，并很快获准。那次集体采访给到中国参加新闻旅行的周刊总编辑亨利·格伦沃尔德和周刊其他高级主管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象。
霍尔尼克说，那次采访给他印象最深的是邓小平直言不讳。“他不怕说错话，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和戈尔巴乔夫等当时很多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惟恐说错话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参观团所到之处看到的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令格伦沃尔德和周刊其他高级主管惊讶不已。几年前还是一个荒凉渔村的深圳那时已初具现代化城市的风貌，处处显露出来的生机盎然的景象给了参观者巨大的视觉冲击。
霍尔尼克参与撰写的年度风云人物的长篇报道说：“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相比，邓小平在更大程度上改变了本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仅隔几年又到中国故地重游的外国人几乎难以相信自己来到了同一个国家。”
在最初提出来的人选中，具体负责遴选工作的资深记者里查德·邓肯大力举荐邓小平。刚刚结束在中国的新闻旅行回到纽约的邓肯为他的举荐提出四点理由：一是邓小平在中国推行的改革开放深受人民爱戴，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生活因此得到改善；二是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生活的改善将有助于世界局势的稳定；三是中国经济政策的彻底转变；四是这种转变无论怎样都将会影响世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邓肯列举的理由说服了参与提名的周刊其他高级主管。
霍尔尼克告诉记者，风云人物的遴选虽然要经过提名，但最后拍板决定的却是总编辑一人。提名结果提交格伦沃尔德后，这位总编辑就为什么提名邓小平问了负责提名的高级主管们几个问题，最后一锤定音，“好，就是邓小平。”其实，早在格伦沃尔德结束在中国的新闻旅行回到纽约后，邓小平就已成为他心目中的人选。
《时代》周刊对年度风云人物的报道说，邓小平当年发起的改革开放使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在短短一年内发生了重大变化。在霍尔尼克看来，这种令西方人感到不可思议的转变给世界带来的震撼也许就是邓小平获选为当年风云人物的最主要的原因。
霍尔尼克说，到年，改革已从第一个阶段的农村改革过渡到第二阶段的城市改革。虽然此时面临的问题更多、更复杂，遇到的阻力也更大，但7年来各个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已能使人们对这场革命将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的影响比7年前看得更为清楚。尽管邓小平预期的在20世纪末使中国摆脱极度贫穷落后、实现小康的目标能否实现，当时很多人都还拿不准，但如果第二阶段的改革成功，毫无疑问，将对整个世界产生深刻和巨大的影响。年度风云人物的长篇报道援引中美建交时担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的话说，邓小平正在做的事情没有任何世界其他领导人能够望其项背。
他说，由此可见，《时代》周刊就年度风云人物人选所作出的决定不仅仅是一种新闻上的判断，更是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将对中国以及全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作出的历史性判断。这个判断的准确性早已被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所证明。
当年报道的篇幅大大超出7年前，封面的制作也大不一样。此时的杂志封面除了在显著位置展示邓小平稍带微笑的大幅照片外，封面上部还刊载了一幅邓小平正面像的小照片，四周则是由表现邓小平在不同时期活动的照片叠加而成的背景。而7年前的那期杂志的封面只刊载了一幅绘制的邓小平画像。
当时在北京的霍尔尼克要在他发回的报道中说明为何再度遴选邓小平为风云人物。他知道邓小平的人格魅力也是他得以再次获选的原因之一。
霍尔尼克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力图建立一个新的体制，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保持政治上的稳定。现在看来，这是一条可行之路。
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什么是对邓小平最好纪念？●改革开放要不断坚持，不断深化，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也要通过不断地深化改革来解决，而不是走回头路，更不是停滞下来，这是邓小平最大的改革遗产。 ●今天需要当初邓小平那样改革的胆略和勇气，处理好各种矛盾问题的改革智慧，进一步形成改革的共识。 ●今天纪念邓小平，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结合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形势，重温当年小平的改革胆略、改革决心和改革智慧，来实现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和步骤。新京报记者高明勇 访谈嘉宾周瑞金知名政论家，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南方谈话”里很多思想，今天也不过时 发展才是硬道理，利用经济转型，解决那些环境、生态等问题的同时，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当前的重要任务，这也是在为深化改革创造物质条件。如果经济发展停滞了，全面深化改革也就无从谈起。 1、新京报：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周年，目前各界都在举行各种纪念活动，你认为有哪些特殊的含义？ 周瑞金：现在各界都在隆重纪念邓小平诞辰周年，一方面是对于党和国家领导人有纪念的传统，逢五逢十，饮水思源，需要适时纪念小平对中国发展的贡献；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面临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严峻任务，中央改革的决心很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也召开了几次会议，为改革进行了具体的部署。而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开拓者，全面深化改革离不开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与支撑。 所以，在这样的历史关头，隆重纪念邓小平，有着特别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就是说，用邓小平留下的改革遗产来继续推动今天的改革。 2、新京报：你认为邓小平的改革遗产都有哪些？ 周瑞金：我认为邓小平的改革遗产，主要体现在三篇著作中，第一篇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是邓小平在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文件，第二篇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是年8月18日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讲话，并在8月31日政治局讨论通过，成为中央正式文件，第三篇就是年的“南方谈话”(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里面提出的很多思想和观点，今天也并不过时。 3、新京报：为什么说到今天仍然不过时？ 周瑞金：通过这些文献，可以概括出几点：第一，改革是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动力，改革开放要不断坚持，不断深化，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也要通过不断地深化改革来解决，而不是走回头路，更不是停滞下来，这是邓小平最大的改革遗产。 第二，发展才是硬道理，利用经济转型，解决那些环境、生态等问题的同时，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当前的重要任务，这也是在为深化改革创造物质条件。如果经济发展停滞了，全面深化改革也就无从谈起。 第三，国家发展一定要紧跟时代潮流，要用最宽阔的眼光，一切有利于我们发展的方式方法、管理技术，一切有利于我们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经验成果、措施架构，都可以为我所用。同时，不要用“中国特色”作为排斥和拒绝世界先进制度建设的借口，要超越意识形态，站得更高，这才是真正的自信。 今天更多是利益调整的问题 改革初期，主要是思想的阻力，改革要突破左的思想束缚，更多的是思想解放的问题，而今天更多是利益调整的问题，要突破利益固化，这一点比以前的阻力也更大一些。 4、新京报：邓小平是改革总设计师，我们今天提出的改革“顶层设计”，都是一脉相承的，如何看二者的内在联系？ 周瑞金：更准确的说法是，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提出了“三步走”战略，尽管现从GDP指标的意义上看，我们已经提前40年实现了第三步的目标，但是国家总的发展目标，我们还在努力之中。 5、新京报：纪念的声音中，很多人都把今天的改革形势与当年改革初期进行比较，你怎么看？ 周瑞金：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反腐的力度比较大，打掉了以周永康和徐才厚为代表的两个特殊利益集团。他们其实就是典型的权贵利益集团，既掌控国家公权力机关，又是经济财富的攫取者。 国庆60周年的时候，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其中谈到，改革的最大阻力就是特殊利益集团，就是掌握公权力的权力精英同掌握资本的资本精英勾结在一起，形成特殊的利益。当权力、资本和资源结合在一起，容易滋生腐败，将会导致权贵集团粗暴地垄断经济增长成果，放肆地侵占平民百姓的利益，这恰恰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爆发点。 6、新京报：你认为如何化解当前改革所面临的这些矛盾？ 周瑞金：全面深化改革遇到利益固化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大，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由今天的改革形势联想到改革初期。改革初期，主要是思想的阻力，改革要突破左的思想束缚，更多的是思想解放的问题，而今天更多是利益调整的问题，要突破利益固化，这一点比以前的阻力也更大一些。所以，大家认为，今天需要当初邓小平那样改革的胆略和勇气，处理好各种矛盾问题的改革智慧，进一步形成改革的共识。 纪念邓小平最重要的是全面深化改革 其实早在年党的十五大就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但是十七年过去了，这是第一次在中央全会上将“依法治国”作为主要讨论议题。 7、新京报：当前的反腐形势，也被认为在为全面深化改革铺路，你怎么看？ 周瑞金：从目前反腐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国家和社会的制度建设很重要。解决问题，既要治标更要治本，如果说反腐是在治标的话，那么依法治国就是治本的问题。现在需要从大大小小的反腐案例中，总结出教训，纳入到制度建设的轨道上来，从大张旗鼓地反腐，逐渐变成制度规范地防腐，从而根治腐败。 8、新京报：十月份的四中全会，将重点研究依法治国的问题，有何期待？ 周瑞金：其实早在年党的十五大就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但是十七年过去了，这是第一次在中央全会上将“依法治国”作为主要讨论议题。这也说明了这么多年来，对法治建设的重视还不够，尤其是司法领域的改革，而司法体制的改革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很多民众有一个体会，就是“老虎”抓了那么多，“苍蝇”也打了那么多，可是为什么感觉办事仍然很难，原因也就在这里。
9、新京报：记得你比较推崇邓小平晚年的一些观点？ 周瑞金：对，那些观点中流露着他对现实的一种警醒。比如《邓小平年谱》中，记录了年9月16日，邓小平和弟弟邓垦的一段谈话：“……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10、新京报：结合现实，你认为什么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 周瑞金：今天纪念邓小平，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结合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形势，重温当年小平的改革胆略、改革决心和改革智慧，来实现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和步骤。现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已经提出来了，战略目标也清楚了，下面就是一步一步具体地部署、具体地实践、具体地实施，通过一步步深化，解决我们面临的改革难题。解决我们面临的改革难题，首先是民生问题，比如户籍制度、社保制度的改革，是民众最关心的，也是攸关民生疾苦的，这些需要优先入手；然后是民主问题，要从民主法治的角度来推进改革，这些问题的解决，关系着民心向背。这也是当前纪念的真正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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