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无用”知识的有用性
钱颖一/文
（此文为8月16日钱颖一在清华经管学院级本科生开学典礼上的致辞）
每年的开学典礼上我都会讲一个主题。今年的主题，想从我暑期美国之行的一个片段讲起。我上个星期到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访问我当年的博士论文导师马斯金（EricMaskin）教授。马斯金当年在哈佛大学任教，年因在机制设计方面的开创性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马斯金带我参观了他现在住的房子，那是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教近20年间的住房。在从高等研究院通往著名的“小树林”的小路上，我们谈起了高等研究院的历史，特别是它的创始人、首任院长佛来克斯纳（AbrahamFlexner）。我们一起谈起他的那篇有名的文章“TheUsefulnessofUselessKnowledge”，即《无用知识的有用性》。
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正是“无用”知识的有用性。
佛来克斯纳是一位对美国教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年他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创建了一所实验中学，实施他的教育理念，非常成功。年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报告《佛来克斯纳报告》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医学院教育。他在年创建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并在～年期间担任首任院长。在他的领导下，高等研究院从一开始就聘请了世界顶级学者，包括爱因斯坦、冯·诺依曼、哥德尔等。
研究院规模很小，到今天也只有28位常驻教授，分属4所学院：历史研究学院、数学学院、自然科学学院以及社会科学学院。这些教授的共同特点，就是从事看上去“无用”的研究，就是那些在近期甚至在可遇见的未来都没有用的研究。但这正是佛来克斯纳的远见，也是高等研究院的魅力。
思考一下，什么是“无用”？什么是“有用”？这与时间期限的长短很有关系。让我来举3个例子说明那些短期看上去“无用”的知识，在长期的巨大有用性。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理科的，是物理学的例子。这是佛来克斯纳文章中开头讲的例子。当年佛来克斯纳问柯达先生谁是最有用的发明家时，柯达立即回答是无线电收音机的发明人马可尼。佛来克斯纳反驳说，麦克斯威尔和赫兹的理论贡献更加有用。虽然麦克斯威尔在年发表的电磁理论完全是抽象的数学，虽然赫兹在年对他做的电磁波实验的实用价值毫不关心，但是这些看上去“无用的”的研究却为后来有用的发明打下了基础，没有他们的工作就没有后来马可尼的发明。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文科的，是经济学的例子。这是马斯金教授的“机制设计”理论。这个理论的起源是研究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在利用信息上的效率问题，不仅是抽象的理论问题，而且本身也是非常抽象的数学模型，看上去没有什么有用性，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中的有用性。但是后来，机制设计理论有着非常广泛的现实应用，比如它成为研究市场中的拍卖问题的理论基础。拍卖不仅适用于传统的艺术品，拍卖也适用于诸如无线频谱等产权的拍卖，而这是当前移动通讯行业面临的实际问题。
第三个例子是关于工科的，是计算机工程的例子。这是乔布斯的故事。年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他讲述自己在大学第一学期后辍学的经历。他没有离开学校，而是听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课，其中一门是美术字课。这在当时看来完全“无用”的课。10年后当他设计第一台麦金塔（Macintosh）个人电脑时，为发明电脑上的可变字体发挥了作用。乔布斯这样回忆说：“如果我当年没有去上这门美术字课，苹果电脑就不会发明这么漂亮的字体；又由于微软视窗是照抄苹果的，所以很可能所有个人电脑上就都没有这样的字体了。”
这3个例子对我们很有启发。如果说第一、二个例子是关于科学研究中的“无用”与“有用”的话，那么第三个例子就说明了对于一名大学生来说，在学习中的“无用”与“有用”。当然，我们知道并不是所有无用知识最终都是有用的。但是，这些例子说明了，我们过去对知识的有用性的认识过于狭隘和短视。
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就是我们身处一个功利主义、更确切地说是短期功利主义的大环境中。无论做研究还是学习，人们总喜欢先问“有用”、“无用”。“有用”指的是立竿见影式的有用。比如在校学生选课前喜欢问这课有什么用？对面试和找工作有用吗？我在听取在校生对课程设置意见时，就常常会听到对找工作没有用的课的抱怨，或对找工作有用的课为什么不多开一些、开早一些的疑问。
但是有趣的是，当我同已经毕业10年、20年、30年的校友交谈时，他们对大学时期所上的课的评价却与在校生很不一样：他们感到遗憾的是，当时学的所谓有用的课在后来变得如此无用，而后悔当时没有更多地去学那些看上去“无用”、但后来实际上很有用的课，比如一些人文、艺术、社会科学类的课。
乔布斯这样反思：“在我念大学时，是不可能把未来的很多点连接起来的。只是在10年之后，当我回头看时，是如此的清楚和显然。”“人是不可能向前预测如何把这些点连接起来，只能回首往事时才能把这些点连接起来。所以你必须相信在你的未来，这些点将得以连接。”
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人生哲学。
同学们，当你们踏进清华的大门，进入经管的二门，你们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应是名气的炫耀，也不仅是今后工作的跳板，而应该是探索新知识、包括那些“无用”知识的殿堂。佛来克斯纳在《无用知识的有用性》一文结尾中说：“我们不能对我们自己作出许诺，但是我们珍惜那通畅无阻地探索无用知识终会在未来产生结果的希望，就像过去被证实过的一样。”
虽然有用未必就是唯一的价值判断，因为知识的价值可以是内在的，毋须体现在它的工具价值上。但是，理解短期无用的知识可能是长期有用的知识，对我们正确认识知识的有用性有极大意义。
但愿在几十年后，当同学们回首往事的时候，你们还能记得我在今天的开学典礼中讲起的“无用”知识的有用性。
第二篇
钱颖一：短期功利主义不可取
原春琳/文
作为一名教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家钱颖一教授非常不喜欢学生提出的一个要求：多上一些看起来对实习和工作有用的课。
在这个要求背后的理由很直接：课程效果应该是立竿见影的。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刚刚过了30岁生日。作为学院第四任院长，钱颖一教授一直推崇在综合性大学的经济管理学院加强人文素养的学习，加强与大学中其他学科的交叉。
而让他困惑的是，一些学生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加强通识教育。他听过学生的反馈：我学历史干什么？哲学课有什么用？
谈及这里，他从一位过去在哈佛留学时相识同学的故事讲起。她现在是一位成功的投资人。近30年前，她在哈佛读本科，专业是经济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在高盛（纽约）。
但是她在哈佛时，并没有念过一门会计和金融的课。直到今天，哈佛的本科学院也没有会计课。但是这并不妨碍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全球最著名的投资银行。她说，我自己在工作中花了3个月的时间就学会了会计的基本知识，为什么一定要在哈佛学这门课程呢？
高盛集团前总裁约翰·桑顿（JohnThornton）是清华经管学院的客座教授。他告诉钱颖一，当自己还担任高盛总裁时，有一次面试一个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问这名学生在学校期间做了什么。
这名同学很认真地说：我研究了两个公司的兼并问题。
桑顿很不客气地说：你在普林斯顿研究这个？你应该利用这段时间好好读读莎士比亚。
这不是个案。在美国，高盛的面试问题都是如何理解历史性和哲学性的问题。可是如果变化一个场景，把面试地点放到北京，高盛的问题则会发生变化，都是类似于“当利率变化时，一种证券的价值会怎么变化”这种技术性的问题。
“现在中国学生的外语能力越来越强，沟通技巧也越来越好。但是仍然在软实力方面欠缺。实际上是看问题的眼光、思考问题的方式、分析问题的方法，以及心态的问题。”钱颖一说。
在钱颖一看来，思维方式是核心问题。中国学生习惯的是问实际问题，并且希望马上知道解决方案，知道明确的答案。这种思维方式代表了一种心态，就是短期功利主义。
每年，钱颖一都要在清华经管学院教两个EMBA项目的课，一个是中文项目（中国学生），一个是国际项目（大多是外国学生）。对比两个项目，他深有体会：中文项目的同学问的问题都很务实，是企业和行业的现实问题，眼前的问题；而国际项目的同学则更多地追问老师讲的内容，是思维的问题。
“虽然针对当前的实际问题也有意义，但是太短期功利了，高度不够，深度也不够。”钱颖一说。
“中国教育的优势有目共睹：基础知识扎实，平均水平很高。这两个特点在很多其他国家都不一定能达到。这对于处在“追赶时期”的中国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一旦到了技术前沿，站在了全球舞台上，我们的创新力和领导力就显得不足了。”钱颖一说。
他反复跟学生强调，大学重要的不是学习知识，而是学会思考。他经常喜欢引用爱因斯坦说过的一句话：在大学学习，重要的不是记住很多事实，而是训练大脑会思考。
钱颖一希望学生能多学一些“无用”的知识。在他看来，大学教育，特别是精英大学的教育，要着眼于为学生一生做准备，而不仅仅是为就业做准备。学生的眼光和能力要远远高于在大学时学到的知识，因为这些知识会很快过时。大学教育重要的是思考问题的方法和能力，以及看问题的眼界和眼光，这些都远远重于专业知识。
“通识教育讲授的知识不一定马上有用，但也可能在将来的某个时刻无意间用到，比如乔布斯当年在大学时学习的美术字课程。”钱颖一说。
但是，通识教育在国内高校推行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容易。最直接的问题就是授课的教师。
什么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师在中国最难找？有些不可思议的是，最难找的是教中文写作、中国历史和中国文明的老师。“在北京找教西方文明的老师可以找到，但找教中国文明的老师却找不到；同样，也找不到教中文写作的老师。”历史系和中文系的老师都忙于发表论文，搞学科建设了，没有人愿意教通识课程。
哈佛大学本科生的通识课种类繁多，学生可以任意选择。哈佛本科只有一门必修课，就是英文写作；麻省理工学院也一样，沟通写作课是本科必修课，不仅有一般性的写作课，还有专业的写作课。
“写作不是写八股文。所谓写作，就是让你写下一段故事，要有逻辑、有证据、有说服力。”钱颖一说。每次在大学的会议上提到中文写作这个话题，总会收获最多的教师赞同。因为“每一个导师都是受害者：通常，学生实验做出来了，文章却写不出或写不好，导师就要花很多精力来帮助学生写或改。”
有一次，他和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聊天。赵小兰说，中国人到国外演讲或交谈，讲数字的能力特别强。但是，中国人不会讲故事。
“用故事讲出数字背后的含义，让大家知道这些数字是怎么来的。”钱颖一说，实际上，如果把自己局限在数字里面，而没有更宽广的世界观，就永远不可能跟世界交流。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是一种哲学，就是以结果的得失平衡来评判利益。现代经济学本身是建立在功利主义哲学基础上的。作为经济学家，钱颖一说，“我们不能笼统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我们要反对短期功利主义，反对急功近利，反对以立竿见影式的‘有用’来评价结果。短期功利主义对社会的发展、对人的发展弊大于利。”
“目前，国内大学教师薪酬体系多是‘计件制’薪酬。所谓计件制就是教了多少课时，乘上每一小时是多少钱；发表多少论文，乘上每一篇是多少钱。这种计酬方式容易滋生短期功利主义，带来急功近利的问题。”钱颖一说。
钱颖一在清华经管学院的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中就取消了“计件制”，改成“年薪制”，3年一评。
自年上任以来，这位经济学家把主要精力都用在教育上。他一直坚持在清华经管学院加大本科生通识教育课的比例。比如，“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课，就是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和道德判断能力。又比如，“中国与世界”这个课组，由外聘老师来教，目的是希望清华学生具有从世界眼光来分析中国问题的视野和能力。
“最终检验教育改革的结果，是要过20年、30年后再看。”钱颖一说。
本文摘自年06月06日《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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