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2月22日21：00-22：30食货志×明清史07群（语音+文字+图片）
嘉宾：郭永钦：复旦大学史地所博士生
赵思渊：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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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分享（郭永钦）
黄仁宇先生曾提出过一些著名观点，如大历史观、技术史观、洪武型财政等。我们这里主要介绍数目字管理问题，并以此为切口探讨财政史研究的一些问题。大陆的学者对于这个名词比较陌生，实际上应该是从台湾、外来翻译过来的，是种固有用法，听上去感觉比较新鲜。
我们需要了解这个概念产生的背景，黄仁宇完成博士论文在年，当时已经48岁，因为完成论文《明代的漕运》（答辩学者有费维恺、赵冈、余英时），他想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观点、体会组织起来，新写一本书。直接史料来自于《明史》、《万历会计录》、《明实录》等，当时《明实录》才出版，他花了一个月薪水，用了两年半时间阅读。另外学术成果主要参考了梁方仲、清水泰次及和田清的《明史食货志译注》等。总体说来，在80年代以前经济史尚属显学时代，黄参考的研究成果并不算多，当然这也有两面性，即避免了口号式的意识形态史观影响，同时也使部分讨论仅受单一文本限制，深入讨论难以展开。
在《黄河青山》里，他对在波士顿时的困顿时光有详细的介绍，这对我们理解其创作背景很有帮助。费正清认为历史研究重在分析而不在描述，同时出于希望黄的数字史料研究成果能够真实可靠。黄自述曾在哈佛广场附近纠结了很久，后来在又失去了在纽约州纽普兹分校的教职。受到主流学术团体的打击，使他萌生了彻底否定明代经济数字史料可信度的想法，认为明代衰落与“数目字管理”能力丧失有密切关系。黄与李约瑟私交很好，二人在“技术史观”上很有共鸣。不久《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就在剑桥出版。八十年代初期，随着大陆风气初开，史学的启蒙运动来临，《万历十五年》被译为中文，影响甚钜。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曾在密歇根大学新闻系有过短暂求学经历的他，比较好的将学术作品通俗化，我认为优点主要在写作风格和问题意识上。前者平衡了叙事流畅性和注解破碎性，以及在叙事模式上掺杂了正史叙事与专题讨论。后者则是凸显常识与“反事实”现象的冲突，以及对学术细节讨论的问题与公众兴趣之取舍。另外，西方式的“翻译体”叙事语言，造成了阅读体验的陌生感与异质感，也使读者耳目一新。在他的作品里，数目字史料只是作为嫁衣而用，使文章看起来颇具深度，以便在细节方面进行立体式展开。
事实上，主流史学界对其作品的评价明显两极分化，从局限性上说，前面的梳理可以看出“数目字管理”的产生，受时代背景、个人因素，以及开放史料的限制，对于今天的我们，下到底层民间契约文书，中到各地方志、上到中央的奏折、户科题本都大量出版，极大丰富了我们对该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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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研究进展与困境
对于中国古代土地人口等数目字的实证研究，首推何炳棣先生的研究。而梁方仲先生对历史时期的各类统计数字进行过整理，很大程度覆盖了他所在时代的重要数字类型史料，但收录的官修《会典》《文献通考》等数字仍缺乏考证，也存在断限问题，难以贸然使用。赖建诚先生的《边镇粮饷》承接了黄仁宇“数目字管理”的研究思路。但是这个书中存在的很多问题具有代表性，可参见高寿仙先生书评。黄仁宇在《十六世纪财政》一书，特别提到他使用《万历会计录》尚需得到何炳棣在图书馆的帮助，反映了当时利用不便的情况。而这一资料现已随手可得，赖氏的研究则基于此，因发现数据报表诸多问题，对中国古代数字的准确性，存在质疑和批判。
经济史在上世纪史学界的勃兴与衰落，与意识形态式国家治理模式的尝试与失败大势有密切关系。泛泛的抽象经济制度史，逐渐被细致而微的地方社会经济史冲击。传统财政史学者所习惯罗列的数字由于本身说服性不强，难以讲出更加深刻的故事。同时，常识性直觉也使我们认为面上的财政数字难以取信于人。不同层面上的数据研究仍然是断裂的，受史料文本类型限制，这一现象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底层文书数字也很难与官方文书在某个微观区域扣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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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一些新的增长点
黄仁宇十六世纪世纪财政，已经参考了江西的赋役全书、会计录等不同形式的数字史料。如果我们把数字看成一只船的话，我们从数字可以看出它在不同文献流动的方向。文本之间对勘，可以解决不少数据源流问题。除了赋税报表，财政说明书也部分解释了前面征收的术语问题。
“新理论”
经济史研究也可为现代经济学提供证据或补充。那么如果我们在重新审视“数目字管理”模式时，界定清楚其适用范围和前提假设，亦可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对话。如在97年分税制改革前后，跟我们看到清代的税制调整，有可比较之处。再如现代税制研究很多在财政学、公共经济学里面的理论成果，都可作为我们反思明清史经济史的工具。另外打通时代藩篱，如李锦绣对唐代、包伟民对宋代财政史的研究成果，也可供我们可以思考财政制度的嬗变与连续性。
“新方法”
如果能先构建一些对应的系统数据库，如相对靠谱的土地、人口、税收、物价，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模型、方法的解释力，对深入的因果关系、相关关系及机制影响作一些讨论。这些经济指标若能匹配到空间属性上，也可以在一定的断面或区域运用历史地理或GIS的方法，解释地方财政史中的问题。当然这二者所要解释的问题和反应的道理有很大不同，需要依照具体研究需要而定，不宜滥用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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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总结（赵思渊）
如果我们看之前的土地数字、赋役制度学术史的讨论，很多很重要的学者，他们所做的工作其实是理清土地数字的性质。包括梁方仲先生的《历代田赋数字考》，他去整理这么多的土地数字，最主要的目的不是用数字做研究，而是要看历史的大势，以及理解这些数字的性质。之后，才能去做一些数据量化的研究。
梁方仲先生天不假年，在世时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个工作。如果直接用他书里的数字，会出现很多问题。此后一些学者对于田赋、土地数字性质的理解要薄弱一些，研究中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在这样一个学术争论的基础和脉络上，再回应永钦的问题，我同意他讲的三点。
前两点都是我们怎么去理解量化数字有关：
第一个是理解术语，第二是要理解文本当中的结算结构。无论是官方的《会典》、《赋役全书》，还是民间的契约、账簿，其中所使用的术语、词汇，虽然前辈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研究，现在仍然有很多是我们不能准确了解其中含义的。
其实，去深入理解这些看起来很古怪的词汇，词语的用法，是我们今天非常需要做的工作。需要大量制度史等不同学科的训练，综合性地理解这些学科术语。
另外一个重要的点是结算结构，我理解可以换成另外的一个词是账簿结构。无论是官方政书提到的数字，还是赋役全书里的数字，还是方志的数字，都可以看成是官府的一个账本。要像会计一样去理解账本结构，收支结构，转移支付结构。这些东西也是帮助我们更为立体地理解那个时代。当我们能够一点点剥离出来数字的意义，才能去做量化研究。
第三点，永钦提出民间文书与政府档案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留下来的土地数字有两个系统，一类是官方记载的系统，另一类是契约文书等民间文书的记载。在之前的时代，因为资料不充分，两类资料的匹配性是很弱的，很难找到一个地方有几个系统的资料可以匹配起来，交叉使用。今天这样的情况有大大改善，民间文书数量激增，另一方面政府档案的整理与披露的数量也在增加，使得我们有可能利用清代的材料，进行一些匹配性的研究。
比如，徽州文书是好的案例，能同时利用契约、税票、串单，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挖掘。
最后讲到在前人基础上，我们对于土地数字、田赋数字的新方法在哪里。我有三点体会感受比较深：
1）数据的比勘，这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献学的做法，这些数据也是一种文献，可以用文献学的方法去比勘、校正，使得真正意义显现；
2）个人感受，如果用现代土地数字做成的方法，反观南宋以来土地数字的做成，其实人心、人性是不变的。农业社会一些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也是稳定的。从年代土地数字的做成，反观明初的数字是如何做成的，会得到很多的启发。前辈学者如何炳棣、张金光，对于农业社会细腻的理解，可能与他们的经历有关，否则对于明初以及先秦土地数字的文献的理解没有那么精到。
3）黄仁宇讲数目字管理以及他所引起的争论，与其争论明代田赋的数字是真是假，不如超越对于真伪的讨论，回到数字制作的过程。在数字真、伪之间，有很大的空间。我们面对史料当中纷繁复杂的田赋数字，首先要理解他们是如何被制作出来的，才能研究如何利用这些数字，这些土地数字的真伪就不再是我们研究的障碍，而成为研究进一步推进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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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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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行空——龙杰：明朝是亡于财政危机吗？是危机导致财政问题还是财政导致危机？郭永钦：这个问题我觉得挺大，目前明朝灭亡的原因的探讨，因素五花八门。有的说是财政危机，有的说是疾病、战争的影响。类似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属计量经济学中双向因果关系，但仍需要扎实的数据才能回答。
2、
十甫寸：目前国内历史教学在量化统计、计算机技术应用方面还是比较空白，除了量化史学暑期班，是否有必要增设相关课程？二位有何心得感悟？历史人类学在量化数据库的数据收集中起到什么作用，如契约文书的收集整理？郭永钦：我认为经济史看上去像跨学科，但史学与经济两条路线最后会交汇的，都依赖迅猛发展的计算机技术。比如说一般比较擅长模型或者是计算的经济学家，他们可能对史料的使用特别不放心，这是主要瓶颈，但是随着各种经过历史学者整理的高质量数据库发布，也便于他们进入这一领域。另一方面，计算机也是带给历史学者的一大礼物，各种模型和计算方法也逐渐摆脱了原来手算的方式，软件使得分析变得简单易行，比如经济分析的Stata和Eviews等，地理分析的Arcgis和Mapinfo等，使各类运算不再显得神秘与复杂。
历史人类学数据库重要性甚至远大于直接从史料抄录数字整理成excel表格。目前历史人类学研究可能跟多依赖优秀的学者的经验性直觉和地方“在地化史料”感悟力，年轻学者如果缺乏长期的调查经验，往往难以掌握。而历史人类学数据库如果按照地域、类型作归户式的整理工作，形成交叉的立体数据库，可能你单独拿一个项目、照片、碑刻或调查报告都说明不了的问题，在不同的数据表中却能匹配出新的线索和故事。
赵思渊：关于第二个问题，交大历史系的研究生课程中有一门是史学研究中的量化方法，我的同事蒋勤在上这门课，主要是用R等软件处理数据的实例操作。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识，理解文献中数据的性质、数据的结构比学习复杂的建模技巧重要得多，其实多数历史文献中的数字，都是不需要用到回归分析就可以处理的。我们有开发一个《中国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datahistory.cn/pc/index.html在大批量文献聚合的基础上，可以量化分析的项目也更加丰富了。
3、
无知的喂猫群众：古代底层史料指的是什么呢？实录吗？郭永钦：实录属于经过官方整理过的二手文献，不属于底层史料。比如就税收这块来讲，包括各种单据、征收册、钱粮册等，是否称为“底层史料”具有相对性，其类型跟行政层级高低差别很大，有些底层史料是到每家每户的。有关讨论很多，民众在运用底层史料时，往往存在为达某种利益作假，或共同使用户头等。在古代，不少实际征收的调查报告长期由特定人群把持占有，甚至秘不示人，研究这些书册在实际使用中的诸多变数，也是地方民间文书研究的魅力所在。
4、
无知的喂猫群众：希望能对结算结构讨论，请举例。郭永钦：像文书账本等都有其自己的计算方法，我觉得从郭道扬的《中国会计史稿》后，从技术层面探讨的启发性的作品并不多。目前民间文书研究的账簿研究可能是个突破点，另外，在上层，类似于清代奏报格式，会对不同的款项，不同的数字进行归类运算。地方官上奏文书，格式基本一致，只有数字不同，这其实是个很大的数据库，我们可以把数字单独抽取出来，反推其结算公式关系，其实当时的人对这块有深刻认识，但未必进入主流经济史史料叙事中。当然，以上结算的方法主要由幕僚算手完成，参与上报的户部官员在自己的笔记中也屡有记载曾过目的财政款项，如此统一的形式，让人感到这在全国都是存在这样一个财政统计的概念。
赵思渊：比如清代每年各省巡抚都要上报本省田赋，分为上忙、下忙（一年两次征收），每年汇报中都有通常所见的“四柱式”，也即旧存、新收、开除、实在。但除此之外，不同巡抚在任时，所上报的数字项目也有所不同，如陶澍在任时还会上报常平仓、驿站等机构的收支情况。在“四柱”的每一项下，又会开列不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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