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财会瞭望哨第篇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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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yH.,R.ShalevandE.Zur,,“TheEffectofCFOPersonalLitigationRiskonFirms’DisclosureandAccountingChoices”,ContemporaryAccountingResearch,publishonline.
内容提要：年，在Gantlerv.Stephens诉讼案件中，特拉华州的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做出裁决：公司的高管对公司和股东承担的受托责任与董事一样。其结果并未改变公司的风险，却带来了非董事成员高管被投资者诉讼的风险。本文基于此案件，利用-年的企业年度数据，分析非董事CFO在个人诉讼风险增加对公司信息披露会计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Gantler裁决之后，与董事成员CFO和CEO相比，非董事成员CFO在盈余公告电话会议中的语调变得更加消极，坏消息披露更加及时，财务报告更加稳健。而此现象在特拉华州的公司中尤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CFO个人诉讼风险的增加会对其行为产生显著影响。
研究动机年，在Gantlerv.Stephens诉讼案件中，被告为五名董事及一名非董事高管（职务相当于CFO），该非董事高管被诉讼是因为其在尽职调查期间没有向潜在的买家提供及时和完整的信息，违反了受托责任。所以特拉华州的最高人民法院将其连同董事一起进行了索赔。该裁决第一次将非董事高管列入法院监管的对象，同董事会成员一样对公司及股东承担相同的受托责任。此前，监督高管是董事的职责，高管违反职责由董事会惩处，法院不予干涉。而此裁决之后，非董事高管的个人诉讼风险将大大增加，尤其高管个人名誉和时间成本会受到较大影响。本文基于前人的文献，CEO大部分为董事成员，而CFO大部分为非董事成员，且CFO会对公司的会计披露产生较大影响，所以将CFO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其个人诉讼风险的增加对电话会议的语调、坏消息披露的及时性、会计稳健性以及会计为基础的财务重述的影响。
理论框架Rogersetal.()汇编了联邦法院诉讼案件中由投资者提起的诉讼样本，发现投资者将目标锁定在经理公布的盈余公告中。原告提出的基本论点是这些陈述引发了投资者对公司业绩不切实际的乐观预期。本文将被起诉公司的样本与具有类似特征的未被起诉公司样本进行比较。发现被起诉公司的盈余公告整体语调比同类公司更加乐观。基于Rogersetal.()的研究，本文认为相比于CEO和董事会成员的CFO，非董事会成员的CFO在Gantler裁决之后，会增加其在电话会议中语调的消极程度。
早期的文章认为诉讼风险会影响坏消息披露的及时性。Skinner（）认为管理层尽早披露是为了降低潜在的诉讼风险。而同时期的另一篇文章却得出相反的结论：提前披露增加了随后诉讼的概率（Francisetal.，）。但也有文献表明提早披露并没有降低诉讼的概率，而是降低了减少诉讼成本（Skinner，）。随后的文章主要还是支持及时披露坏消息可以减低诉讼风险的概率。考虑到前人文献结论的不一致，本文认为Gantler裁决会对CFO对坏消息披露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影响方向不确定。
前人研究认为诉讼成本是影响会计稳健性的因素之一。Watts(a,b)认为诉讼的不对称收益会激发公司少估资产以降低诉讼成本。Basu()发现诉讼成本与会计稳健性呈正相关。同时文献还表明稳健性与审计师的法律责任制度有关，二者呈正相关(HolthausenandWatts,)。最近的三篇文章研究董事对公司债权人的信托责任增加后稳健性的变化，发现对债权人信托义务的增加会导致更保守的会计处理（Aieretal.,;BensandHuang,;andTanandWongsunwai,）。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认为在Gantler裁决之后，非董事CFO个人诉讼风险增加会导致会计稳健性的增加。
前人文献认为会计重述与增加的诉讼风险有关(PalmroseandScholz,;Levetal.,)。Gantler裁决之后非董事CFO个人诉讼风险将增加，可能导致会计重述的减少。然而文献表明会计重述的主要因素是应计盈余管理，而萨班斯法案后，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显著减少，真实盈余管理增加，因此本文的Gantler裁决是在萨班斯法案之后，所以CFO诉讼风险的增加可能并不会给会计重述带来显著影响。
文献与贡献（一）相关文献
1.前人文献认为董事的职责是：监督管理、指导支持公司的投资和并购决策，而高管的职责是负责管理公司的日常业务(Jensen;Srinivasan;Helland;Booneetal.;Lincketal.;Lehnetal.)。
2.Blacketal.()认为高管被诉讼风险增加并不会带来财产的损失，而是影响其声誉和时间。BrochetandSrinivasan()通过采访律师和经历过诉讼案件的高管，发现时间和困境是诉讼带来的主要成本。
3.CFO对公司信息披露和会计选择的影响。Geetal.()发现公司的会计决策，如任意盈余、经营租赁、退休计划的预期收益率等都是受到CFO个人风格的影响。Brochetetal.()发现CEO更多的是影响公司的披露政策（是否披露），而CFO更多的是影响披露的内容（披露什么）。
（二）本文贡献
1.本文研究延伸了公司诉讼风险对信息披露和会计选择的影响。发现CFO个人诉讼风险的增加会影响其行为，进而影响公司信息披露和会计选择。同时本文结果也表明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董事会的监督作用。
2.本文发现在不确定的情况下，CFO会影响披露的内容和披露政策，扩充了前人文献认为CEO影响披露政策而CFO影响披露内容的文献。
3.本文结论发现管理者认为公司的信息披露能够减少诉讼。从实践角度，增加有关管理层个人诉讼风险的法律和规章能够提高信息传递的及时性。
研究设计（一）样本
本文有关董事的数据来源于RiskMetricsDirectorsDatabase，CFO的数据来源于theAuditAnalyticsdatabases和ExecuComp，原始样本有家公司个企业年度数据。通过FirstCall获得电话会议相关数据，I/B/E/S得到分析师盈余预测数据，COMPUSTAT获得公司财务数据，CRSP得到收益数据。样本时间控制在-年。
（二）变量
Neg_Tone：电话会议简介和问答两部分中消极单词数减去积极单词数除以两部分总词数。根据LoughranandMcDonald()词典来判断词性。
Rel_Tone：Neg_Tone_CFO-Neg_Tone_CEO
PotNegSur：对于t期间的实际每股收益低于分析师在t-1期发布的t期预测盈余的公司，如果公司在t期盈余公告之前发布了盈利指导，则视为提前披露了坏消息，取值为1。
C_score：参考KhanandWatts()有关会计稳健性的衡量
Restatements：如果公司在年后发布了以会计为基础的财务重述则取值为1。
（三）模型
实证分析本文首先采用PSM的方法，以CFO为董事会成员的家公司为样本，匹配出等量的CFO为非董事的公司，进而得到一个平衡的子样本。
本文采用DID的方法验证Gantler裁决之后，非董事的CFO相比董事CFO个人感知风险增加，进而影响公司信息披露和会计选择。首先在盈余公告电话会议上，非董事CFO在Gantler裁决之后，语调变得更加消极，而CEO的语调则没有显著变化。因为大多数CEO都属于董事会成员，所以Gantler裁决并不会影响CEO的个人诉讼风险。将非董事CFO的语调与CEO作差在回归，发现无论是全样本还是PSM的样本，其结果均表明非董事CFO的语调相对于CEO来说变得更加消极。
将因变量换成PotNegSur、C_score，OLS结果显著为正，表明在Gantler裁决之后非董事CFO所在的公司披露坏消息更加及时、会计稳健性增加。而对财务重述的回归结果也如预期所示，两者之间不显著，因为塞班斯法案降低了应计盈余管理，导致以会计为基础的财务重述减少。所以本裁决的实施不会对财务重述带来影响显著影响。
最后本文验证了Gantler裁决是否对特拉华州的影响更加显著。因为特拉华州是公司法和公司诉讼领域的领导者，超过50％的公司都并入特拉华州。考虑到该裁决是特拉华州最高法院做出，可能对本州的公司影响更大，因此将公司是否属于特拉华州作为虚拟变量进行交乘，回归结果显示，在CFO语调和会计稳健性上是显著的，表明Gantler裁决对本州的公司影响更加显著。
InGantlerv.Stephens(),theDelawareSupremeCourtmakesexplicitthatcorporateofficersowethesamefiduciarydutytothefirmandshareholdersasdoboardmembers.Thedecisionincreasedtheriskofnon-board-servingofficersbeingaddedasnameddefendantstoinvestorlitigationbutdidnotchangetheriskofcorporatelitigation.AnalyzingtheeffectoftheGantlerrulingonnon-board-servingCFOs,wefindasignificantchangeintheirbehavioraswellasintheirfirms’disclosureandaccountingchoices.Specifically,speechtoneduringearningscallsofnon-board-servingCFOsbe北京哪家治疗白癜风医院最好治疗白癜风的口服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