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我曾经给公司一位同事，是个董事，美国人，我跟他讲，如果你们稀里糊涂把他（特朗普）给选上第一次，我们就原谅你了，不过第二次还选上，这个国家真的没有希望了。

正文：

宁高宁：我是年去美国上学，现在也有30多年时间，那时候没有海归一说，现在变成海归了，肯定是很老的老海归了。（留学生）这个群体思维应该和大部分群体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比较深地、比较早地看到一个不同的西方世界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生活方式、教育制度，这样一种改变，我相信都有很大的冲击。

所以，从个人来讲，能不能适应好自身“水土不服”思维冲击的坎儿，把学到的所谓技术、理念时刻结合实际，这是很大的挑战。大部分人一辈子走不过来，一辈子变成抱怨者，总觉得什么不对，但自己不能够调整。但社会来讲，社会自身能不能很快地、很好地提供包容和可吸收的环境，也表示社会自身文化开放的程度和国际化的程度。目前，我们处在这样的阶段。

我自身来说，我是年去美国上学，当时有个基金会赞助我的学习。和相对比较早的同学是一样的，年我经历了第一次喝可口可乐，第一次吃汉堡包，第一次听Walkman的经历，当时还没有美国飞到北京的飞机，得从美国飞到东京，东京飞到上海，再从上海转飞，可以想象这么大的物质文明生活水平的差距给我们带来的冲击。这个冲击是非常深刻的，终身难忘的，会给我们带来一系列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这些问题一直冲击在我们脑海中。

去国外上学的人一样，他们不断地比较，看到找到所谓的答案，变成他们基本的思维方式，不管什么问题，回到国内来或者在国外，遇到一个问题，都会问为什么中国是这样，而美国或国外是这样。很多人说国外怎么怎么样，这已经变成了思维惯性。这对我们的思维带来很大的固化。

从我们这一代人来讲，我上大学是读资本论的，读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的思维方式，突然之间换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框架或者经济、技术、现实的大的挑战和变动，就会遇到一些改革开放后的困惑。这个困惑的时间不是很长，因为中国改革开放非常快。

一年多、两年前，这些事情全变了，相信在国外读过书的人，看过国外情况的人，思考一些事情的人会发现事情全变了，变到什么程度？变到我们目瞪口呆，完全大惑不解，不光是我们，全球知识分子都是这样，这是我们今天面对的现实，也是王辉耀副会长讲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为留学生这些经历，你会感受到这样的情况。当时去读书，不太知道什么是MBA，什么是MBA，中国也没有MBA，美国都比较新，上学的时候学会计，老是算数，从基础会计到高级会计，算这个数，后来折旧的算法和马克思资本论是不一样的，马克思资本论认为折旧不是自身的成本，是劳动力价值带来的，应该算剩余价值的部分。

我刚到美国第一个月，年左右，当时埃塞俄比亚大饥荒，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Jackson）等这些人就牵手唱歌，“WearetheWorld，WearetheChildren”。当时觉得美国那么高尚，那种宏大，那种国际化，那种人道主义，很受震撼。今天突然之间“AmericanFirst”，墨西哥墙建立起来，而且变得这么自然，还这么多人支持，原来这些也是可以变的，原来以为会不变的，而且可以变的，而且变得很快，变得很自然，变得不留痕迹，变得这么理所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了。

我上大学第一个CaseStudy，就是MBA，那时候有耐克鞋，年耐克在美国已经没有生产，已经全球化了，当时的生产主要是在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我们是作为非常成功的国际化模型来看待的。只把设计和市场留在美国，品牌在美国，然后全球供应链。

到了今天，有人说要把它搬回美国才对，不能留在外面，这彻底摧毁了我们当时对经济学的基本理解，比较成本的基本理解，对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解，而且很多人支持。我曾经给公司一位同事，是个董事，美国人，我跟他讲，如果你们稀里糊涂把他（特朗普）给选上第一次，我们就原谅你了，不过第二次还选上，这个国家真的没有希望了。

实际让，我们最吃惊的，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今天在国际上竟然没有人讲，比如收税对谁有利，收多少税，收多少钱，收税之后是不是回美国去了，能不能解决基本问题？这些事情完全搞混，现在是谁嘴巴大就谁说。所以，让所有的经济学者汗颜，我那天遇到一个WTO最高的官员，跟他讲这个事情，他说现在把特朗普再让他回去学习来不及了，但现在已经变成这样了。

我在美国的时候，正好遇到一次里根总统的选举，我记得他们有个选举站，像过节一样，非常祥和的，他们不是为了选举，是聊天来的，非常高兴、祥和，对经济政策非常清楚，当时里根就叫供给学派，就是减税，供给学派当选。现在不一样了，充满了敌意，充满攻击，无所不用其及，所有的美国国家和人民利益至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说资本主义民主走到了尽头，为什么走到尽头。可能政府不对的，可能民众教育程度不够，以前不也这些人吗？说美国人收入低了，我看美国人到今天还是住全球最大的房子，销售最多的能源，开最大的汽车，吃最多的食物。这也是非常大的冲击。

今天，我认为，未来的竞争是民族的竞争，民族的竞争会变成前面所有竞争的归结。我当然希望美国总统选举选完了，世界变太平了，可能性不大。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刚才王辉耀副会长讲到，最早欧美同学会成立的时候，他们当时的心态，他们当时的境界，他们当时的胸怀，他们当时对国家的感情，我们理解的还很浅，这已经变成我们的责任。

如果欧美同学会或者留学生的同学，我们现在真正应该做的，应该认识到中国的位置变了，中国的国际竞争环境变了，我们也应该变，应该更直接，更主动，更深入，真正变成这个民族长远发展，这个民族自律，民族创新，最终民族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提高我们的境界，提高我们的努力，更深入，更积极，更直接，参与到我们经济生活中，这样才使我们的留学生留学没白学，回国有未来。

疫情发生后，知乎上掀起的热门话题

一个人有多少存款，才能避免生存焦虑？

底下回答五花八门，只有一个道破天机：

重要的不是你有多少存款，而是如果没了死工资，你还有没有其它稳定的收入来源？

有人说，我“报复性存钱”，存够万还不行吗？

真的不行，不信，看一组根据近30年的通货膨胀得出的数据吧（数据来源于北师大钟伟教授）：

现在的万，相当于90年代的万元户；

而现在的万，在20年后的真实购买力

只相当于今年的11万～45万！！

也就是说，20年之后，你拼命工作攒下的钱，很大一部分都会打水漂。

就算存银行，1年期1.5%的利率，也抵不过每年2%的通货膨胀，你的钱每天都在贬值。

当然，说这些不是要制造焦虑，而是想告诉你，只靠工作赚钱，是没有生存安全感的。

《穷爸爸，富爸爸》一书也早就提到：学会让“钱生钱”，有一份稳定的现金流，才是现代人必备的生存技能。

而投资，更是一生一次的修行，谁也避免不了。

这句话，是北大一位经济学学者，在每年秋天的公开课上，对所有本科生说的第一句话。

提起北大经济学，也许你多少耳闻薛兆丰的趣味解读，但却未必知道，在北大经济学者天团里，还有这样一位大拿：

他曾连续5年准确判断中国经济形势，几乎没有失误；

眼光极准的他，从年为自己做家庭资产配置，年收益率更是从40%一路攀升；

不仅如此，他还曾撰写《内参报告》，分析当下错综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

他就是徐远，中国经济学顶尖小圈子里的大人物。

他是集宏观经济、金融、投资于一体的“硬核学者”

无数大佬纷纷为他打call

说起徐远，很难用一个身份去定义他。

倒是他学生的一句话，尤其准确：

在北大，搞学术的没有他会投资，在金融市场，做投资的又没有他的学术造诣；

他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洞察和穿透，有时甚至让人觉得恐怖

▼徐远的经济学著作

被罗振宇、汪丁丁极力推荐

我想，这和他20多年在顶尖经济学殿堂的学术深造，以及15年的投资实战，不无关系。

时光回到年，本科北大数学系的他，刚刚走进北大经济研究中心念硕士。

在学术圈里，那是中国经济学的圣殿。

他的学术启蒙恩师，就是被称为“中国宏观经济预测第一人”的宋国青教授。

和老先生一起做学问，穿梭在抽象模型理论中，又在城市农村调研走访，大师的教诲，他至今念念不忘：

一个学者，一定要接触真实的世界，如果只在象牙塔靠理论说话，一定会走偏。

这份严谨，也体现在他之后的教书生涯中，年从美国杜克大学金融博士毕业后，徐远被聘为香港大学金融学教授，专门教投资。

虽然在学术上已有造诣，可真要教人时，他却开始怯场了：

我当时自己还没真刀实枪的投资过，怎么教人呢？

于是他诚惶诚恐地，一边教学一边实践，从宏观经济、金融市场、投资实践上全面加深对投资的理解。

这一积累，就是15年。

而当他把对宏观经济的准确预判注入投资实战时，一切都变得神奇起来：

从年起，他开始连续5年对经济形势进行预测，全部被证实。

那年，他梳理了适合买房10大城市、地段，让不少人在楼市最火的-年抓住机遇，解决了不少人的住房投资问题。

一次深圳线下大课的问答环节，就有一个大姐站起来，还没开口就泣不成声：

我们全家现在都能搬到深圳一起生活了，还赚了不少钱。

我从来没想过，日子能这么快就好起来。

徐远说，虽然他不是善于处理这种场面的人，但那种感动，却一直被他记在心里，毕竟，对很多普通家庭来说，万真的不是小数字。

年，他观察到利率的下行，并敏锐的看到了国债期货的投资价值，第一时间发声：

国债目前价位96.7元，预测升到元，加10倍杠杆，就能有近34%的收益。

▲图片来自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