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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党前后

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虽然是以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为标志，但在此之前各地已经相继成立了一些党的早期组织。年6月，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等人在上海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8月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被后来的党史研究者称为“临时中央”,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档案记载毛泽东等人入党时间为年的原因。一个新的组织团体诞生，要开展活动就必然需要有经费支出，那么这个刚一出生就给自己定位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经费从何而来呢？虽然李大钊、陈独秀都是大学教授出身，民国时期教授薪水较为丰厚，可以拿出部分个人收入来支持，但毕竟杯水车薪无法支撑“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一大”党纲）的伟大梦想。

因缘际会，和合而生。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天使投资人带着种子资金入局了。年4-5月间，一位名叫维经斯基的俄国人经共产国际同意，由俄共(布)远东地区党组织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这位年仅27岁的小哥哥不但推动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还实实在在带来了一些资金援助，甚至有档案记载当时有计划提供价值10万美元的钻石在上海出售变现支持中国党组织活动。这绝对是一笔巨款，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10万美元钻石就是个美丽传说，根本没有兑现。事实上从早期党组织筹建开始，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苏联共产国际方面的资助和陈独秀等人捐出稿费等进行自筹。

召开中共“一大”的经费也是来自共产国际的资助。“一大”代表包惠僧在回忆“一大”的文章中记述：“钱由马林拿出来，张国焘用。当时我们来上海，每个代表发了一百元路费，回去时又每人给五十”。马林是位荷兰共产主义者，年6月抵达上海接替5月已经回莫斯科的维经斯基担任驻华代表。据说马林来华是列宁亲自挑选的，这位小马哥用现在的话来说绝对是狗屎运爆棚，来华仅一个多月完成了维经斯基未竟的事业并永载史册——参与主持了中共“一大”会议，年7月23日这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才考证出来的“一大”开幕日期。

中共“一大”最重要的成果是制定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该份纲领定义了党的名称、纲领（任务）、党员、地方组织等重要事项。其中第九条规定：

九、凡是党员不超过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应设书记一人；超过十人的应设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一人；超过三十人的，应从委员会的委员中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章程另订。

“财务委员”这个词或者叫职务可能很多人一辈子都没听说过，事实上这里是个翻译的词。“一大”的会议资料年就已经全部遗失，现在这份党纲是根据苏联保存的俄文档案和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英文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TheCommunistMovementinChina）中翻译出来的，也就是说现在根本没有“一大”党纲的原始中文版本，只有一份俄文版和一份英文版。“财务委员”不是一个常用的词，好像只有工会体系里还有这种叫法，民国时期“财务”都不是一个太常用的词，陈公博英文版的原词是“treasurer”。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宣传委员这三个词并列在一起好像读起来比较合理顺口，但“一大”党纲中文原文是否是这个词我比较怀疑，感觉用“会计”一词可能性更大。

党纲还规定有财务监督的条款：

十二、地方委员会的财务（finances）、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一大”决议设立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组织委员张国焘、宣传委员李达，并没有设置财务委员。“一大”召开时全国只有58名党员（包含旅欧、旅日），支部超过10人的只有上海（14人）和北京（16人），没有资料显示“一大”后有支部设置有财务委员。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从《新青年》编辑部临时中央时期到年6月中共“三大”之前中共中央虽然有较大的资金收支，也没有设置会计人员岗位，但并不意味着没人记账。在年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第一部分就介绍了党的经费收支情况：

党费，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一万元，整顿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刷印品三千元，劳动大会一千余元，其他约二千余元。

从这段报告文字可以看出“国际协款”占党费总收入超过94%。根据包惠僧的回忆最初陈独秀对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接受其支援是有所顾忌的，想保持一定距离，避免拿人手短，受制于人。年10月4日法租界以违背禁令,出售、私藏未经审核的刊物等罪名逮捕了陈独秀，马林在营救陈独秀过程中上下打点，聘请外籍律师等花费不菲，事后陈独秀对马林态度有所改变，中国共产党开始正式接受第三国际的领导和援助。

二、“会计”进入党章

年7月16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号召开，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5人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任委员长。

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正式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章第二章“组织”第九条规定：

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大会的各种决议，审议及决定本党政策及一切进行方法；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并在其范围及权限以内审议及决定一切进行方法；各委员会均互推委员长一人总理党务及会计；其余委员协同委员长分掌政治，劳动，青年，妇女等运动。

党章的这条规定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各级党委一把手兼任会计工作，事权、财权一肩挑，一岗双责。在党中央层面委员长是陈独秀，那党中央的会计自然也是陈独秀。“二大”党章使用了“会计”这个词，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年前“一大”党纲中的“财务委员”原文很可能就是“会计”。

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东山恤孤院31号(现恤孤院路3号)召开。陈独秀在大会的报告中介绍了党费收支情况：

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我们只能提出最近几个月的详细报告,因为其余的材料落到了上海法国巡捕的手里,由于一个同志被捕,这些材料全部遗失了。

“二大”党章虽然规定了党员有缴纳党费的义务，当时的标准是“党员月薪在五十元以内者,月缴党费一元;在五十元以外者,月缴党费按月薪十分之一计算;无月薪者及月薪不满二十元之工人,每月缴费二角;失业工人及在狱党员均免缴党费”。但到“三大”时全国党员总数也只有人，只靠党费根本不可能支撑“二大”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形成的第一次高潮。

大会选举产生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谭平山、项英、罗章龙9名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5名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三大”也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中央领导核心层。

如前文所述根据中共“二大”党章条款可以推定，陈独秀实际上是党中央的会计，但这毕竟是推定的兼职并不是正式会议选举的任命。查阅中共中央历届领导人名单，唯一任命有会计职务的只有中共“三大”的罗章龙。

罗章龙（—）是党史上经历非常特别的一位中共早期领导人。参加过五四运动，年加入李大钊发起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共最早的创始党员之一。先后组织领导过陇海铁路、长辛店铁路、开滦五矿及京汉铁路等北方历次工人大罢工，是中共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从中共“三大”到“六大”期间均为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前后党内出现路线之争，出现反对派，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扶持确立了王明的党中央领导地位，党内意见不同，出现分裂。罗章龙为反对派领袖，发起成立了“非常委员会”，拒绝承认六届四中全会的声明。1月27日中央政治局决议开除罗章龙党籍。后“非委”大部分成员被出卖，遭到国民党及锄奸队杀害，罗章龙又在全国多地活动没有得到支持。年4月罗章龙在上海被国民党军警逮捕，经蔡元培、汪精卫等担保，坐牢近一年后被释放。出狱后他到河南大学任经济系教授，开启教书生涯，从此退出中国政治舞台。抗日战争期间又辗转先后在西北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和湖南大学任教。建国后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调入新成立的中南财经学院，年该校与其他院校合并组成湖北大学，后几经演变为今天中国会计名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将罗章龙调到北京，任中国革命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顾问，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年因病逝世，享年99岁，为中共早期领导人中最长寿者。

年罗章龙担任顾问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辑内部资料《党史研究资料》（第5期），收录有一篇署名雨平整理的《罗章龙谈“三大”会计》，这是研究早期中国共产党会计史最重要的一篇文章。

首先罗章龙对党的经费来源做了介绍：

“一大”前，各地党组织的活动经费，主要靠党员自筹，李大钊就经常把薪资收入的大部用作党的费用。北大学生很早就有自筹经费的传统，当时许多社团和互助团体如曦园等的活动经费都靠自筹。学生缴纳党费的经济来源，主要有向各报馆投稿的稿酬，以及学生所在各省、县会馆的资助和家庭的接济，省吃俭用后的节余。当时，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收入颇多，也较稳定。特别是合订本出版后就可收入一大宗款项。他每月除开支李汉俊一百元编辑费外，其余均存入亚东书局，由陈亲自掌握，用以支付党的活动费用。但总的来说，经费数目不多。

“一大”后，党的经费来源多了一些，除党员须缴纳最低限度的党费外，对于有固定收入的党员，还派定他缴纳超过规定的党费，类似于所得税一样。到了“三大”后就改为党员自觉地缴纳而不做派定了。而这时已有了第三国际的支援，各种渠道汇集来的钱也多了。除第三国际外，赤色职工国际、互济会(总部设在莫斯科)以及其他同情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国外团体，都有钱汇来，这笔款数加起来就可观了。此外国内罢工胜利筹有工会基金，如安源和北方铁路工会都有自己的金库，可以互相调剂，支援罢工募集的款项为数也不少。“二大”后，党报《向导》周刊销路亦大，也很赚钱，当时向党报投稿一律不付稿酬，刊物收入也就多些。还有党经营的“上海书店广州人民出版社”等都有一笔收入。

上述文字对“三大”前党费来源只介绍了国内自筹部分，没有提及共产国际的援助，与实际情况有一定偏差。这也可以理解，罗章龙早期主要在北方活动，可能对之前上海情况并不是很了解。关于中央为什么这时决定设立会计岗位和选他做会计，他回忆道：

“二大”决定，由委员长总理党务及会计，因此凡是汇交中央的，或由中央支配的经费，都由陈独秀掌管。陈平日节约，也最恨贪污，一切收支他都要亲自经手，从不放手别人去干，因而不免为一些好事之徒所忌恨，加之党外的攻击，不少流言蜚语，说他生活阔绰、挥霍浪费，他自己也很恼火。

“三大”会时，国际代表向他建议，在中央设立会计(Cashier)一职。当时的会计不同于现在一般的会计，它要管理全党财政行政，包括收支、预算、决算以及监督使用等，与以前不同之处，是把全党的财权集中，各省各地方的财务也置于中央的监督之下。大会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我记得毛泽东同志也很赞成，认为如果没有专人负责和建立制度，将会流弊无穷。会议决定设立“会计”职务，由中央常委担任，并郑重其事地写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上。其中提到的“财政行政”即“财务行政”之意。但近年有些人却分为财政、行政，意思就走样了。在常委分工时，决定由我担负“会计”一职。我感到突如其来，觉得自己缺乏理财的本事，不适合这一职务。过去多次领导罢工时，募集罢工基金虽也是数以万计的款项，但北方书记部有规定，书记部人员不参与经手现金款项，只是监督使用，不直接理财。陈独秀特意找我商量，他说“你不负此重任，我就不能脱身”言词极为恳切，他当时确实很忙，财务收支要占去他很多时间。我经权衡后，对他说“为了能使你脱身，以大部精力来统筹全局，我当勉为其难把这一工作承担下来。当然这也是暂时做做”我向他提到在唐山、天津罢工时的经验，主要在建立好制度，有具体人负责，有账目可查，中央起到审核、监督作用，不必亲自理财。他也同意，并提醒我注意吸取安源的教训。

从上述文字我们也可以印证“三大”之前中央财权全都由陈独秀一个人掌握。“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对会计职责的规定是：

（三）中央局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行使职权，由执行委员会选出委员长、秘书及会计三人，其职务如下：

……

会计在中央监督之下，管理本党财政行政，并对于各区、各地方及本党一切机关之财政行政负责。

最后一部分是介绍了他在会计岗位上的主要工作，还特别介绍了国际支援资金银行转账的路径：

我接受这一工作后，以建立健全财会制度为主，有制度可循，慎选贤能，即使出现差错或贪污，也容易查获。这些制度包括全党的预算、决算和监督使用等，当时管辖的部门很多，有书店、印刷厂、刊物和各地汇集的党费及其他收入，我们在银行中以代号立有户头，提取款项要有会计的签署和印鉴，特别是国外支援都是通过苏联银行系统支付，统一办理，以公对公，不能由私人收授。如国际支援，均先交付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或上海、广州苏联领事馆，将款项以支票发给我们有户头的银行，我们在支取时，要由会计审定凭中央的印鉴支取。一九二四年我出席共产国际“五大”离国时，财务制度已基本确立和完善，这方面的工作改由任作民接任。他新从苏联学习回来，为人忠实可靠，并有制度可循，工作也无困难了。

“四大”后，中央机关扩大，设立组织部，由总书记兼管，党的财务行政亦愈走向正规，不似“三大”时那样突出。这部分工作归口于组织部，不再在中央常委分工中专立会计一职。

同所有新单位设置会计岗位一样，会计人员首先要建立会计管理制度。很遗憾我们今天无从查找罗章龙建立的党早期会计制度资料，也很遗憾他在这里没有更细致的介绍党中央是在哪家或哪几家银行开的户，账户代号是什么？这对党史研究是很重要的线索。同今天我们的工作总结一样，在最后也要谈一点工作上的不足：

在“三大”期间，下边虽也发生过一些小量的财务上的贪污和挥霍现象，但有制度和账目可查，很易发现和纠正。到了武汉政府时代，党的经费收入更大，中央有武汉政府拨款，各省也由省政府拨款，如湖北、江西、广东、湖南等省，各省经费也自筹自用。陈独秀长期不在武汉，经费不能集中、统一使用，下面也不严格执行制度，随意挪用，不免也有些失职现象。

罗章龙送给马林女儿的砚台

（未完待续）

第一家登上《人民日报》的会计师事务所

纪念陕甘宁边区会计学会成立78周年

从《红军簿记学》到《军用会计教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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