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一代，繁荣的商品经济和窘迫的国家财政并存。在中央财政索求无度的背景下，每一级财政单位都面临着维持自身行政成本和满足上层征缴任务的双重压力。县级财政作为宋代财政最基层的核算单位，一直被认为是无为的“小角色”，加之南北宋现存史料的不均衡以及宋人对其记录上的忽略，使得县级财政的独立身份经常被遗忘。本研究正是基于此而将宋代县级财政作为一个考察对象，致力于将其发展的背景、收支内容、状态评估、管理方式、人事配置、危机应对机制等问题梳理清楚。
宋代县级财政的独立背景本就是一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割对决。研究认为，县计的独立呈现出一种渐进式。宋初，其独立性并不明显，割据的遗弊让统治者无论是从财政、行政、军事上均扼地方臂腕，基层财政的独立性被扼杀。但北宋中后期开始的内忧外患局势，使得地方上很难完成叠加的财政任务，又面临着筹集自身行政成本的需要。县级政府在征缴税费时大幅度提高了自身财政机动性。南宋县计的独立性尤其明显，从财政角度讲，它具备了可控的收支项目和分配项目，并不断完善县级账簿系统，形成了一级独立的财政核算单位。
一县必有一县之计。宋代县级财政收支与州军级财政的收支项目趋于一致，本研究爬梳了县级财政自身的正式收入，即拨给、截留、征榷、自筹四大项，分别将不同的税费留在本县的部分做了细致的归纳。另外，本研究统计了县级财政在征收时增加的各种附加税，这些法外收入形成了法内惯例，组成了县级财政的重要来源，并大有超过正式收入之势。县级财政的主要功能体现在本辖区的财政支出上，军费、福利赈济、接待、教育基础设施、宗室寄养形成了县计开支的常规项，而这样的开支组成明显属于纯消耗支出，不作用于财政收入的再循环，导致财赋再生能力有限，这对于财政的良性循环供应是致命的。总体来讲，宋代财政系统可以看作是一个内外环形循环模型。外循环是县级财政对法定总量的追求，内循环是县级财政对自身需要的灵活掌握。循环中，县级财政表现出的从属性和独立性都是它在夹缝中求得自我平衡的路径选择。
值得褒扬的是，宋代县级政府在整合财赋的工作中，逐渐完善了以账簿造册为基础的整套会计核算制度，每一级的书写、储存、上报、修改都由专门的人员按时完成，财务分工细化，有法可依。县级官吏根据不同的财政征缴需要，细化了不同账簿的种类，大致归纳出载租税账簿、载户账簿、载地账簿、执行簿四大类型，研究分别总结了不同账簿的形成时间、记载内容、细化再分类、存放保管方式、使用方法、审计手段、法制规范等。因此本研究认为宋代县级账簿系统的完善是会计制度日渐成熟的里程碑，县所造的全部账籍和其他财政单位所修造的账籍一起，成为宋代财政预算、核算的主要数据，是国家掌握财赋的主要途径。
县级财务管理和行政管理两套系统用一套人马，人员设置简单，职能交叉，但处理的财务工作却相当繁重。本研究主要着眼于各县级官员的财政职能，选择了令、丞、尉、簿四个重要官员，分别从职能设置、选任升迁制度、考课制度、俸禄状况等方面逐一分析，认为有宋一代的县级官员被选调偏僻、俸禄微薄、职能繁冗、考课单一、升迁困难这五大难题困扰，且官员被财政绳索套牢，布政不力。这对财政的良性发展相当消极。
真宗朝始，宋代的财政败坏情况初露端倪，国家为解决梦魇般的财政危机，开始穷基层之所余。整体财政的不给，使得法律制度不再作为行政的参考标准，掠夺被作为惯例而推广。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逐渐降低，生活质量骤降，再生产资料被强制征缴之后，农业生产、商品经济应对财政高强度挤压的结果就是不断萎缩，反作用于财政。而这一恶性循环，在基层财政的实况中不断上演。县级财政所表现出来的财务信息滞后、人事财事相脱离等现象，也成为压垮整个宋代财政系统行朽之躯的一块砖石。
本文为博士论文，年6月于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通过学位论文答辩，指导教师为刘秋根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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