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有幸，又是林毅夫的同事，又是史正富的同事，我是在美国拿的博士，我的老师是欧洲人，所以我对美国很了解。但是我先要声明，我是物理学家，在到美国留学之前，我是做氢弹和平利用的，我的老师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老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更有信心的是，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中国在科技方面将会引领世界的发展。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危机的表现，大家都非常熟悉。在座很多人都是做金融的，我就不多讲了。中国的经济表现，在危机以前，也就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前，西方媒体还掀起一个渲染大波，要挑战，中国是不是都是假的？金融危机来了之后，全都震住了。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不可动摇的事实。我来的前两个月，刚刚在美国开一个会，主题是“欧元区能拯救吗？”结论是什么呢？讨论欧元区该拯救但是很难拯救，原因在于西方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过去的30年，不应该把技术和产业大规模移到中国，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我觉得他们讲的是实话。为什么中国应对危机的能力这么强？我最深的体会就是，经济学的问题不是一个科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原来我们做经济学的时候，争论了几十年，到底凯恩斯的财政政策有效呢？还是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有效？这次一看，大伙儿都非常明白，当然是财政政策有效，货币政策无效。货币政策无效为什么还要用它呢？因为财政政策只有有效的强政府才能推行，才能推行有远见的结构调整政策，在原来号称的三权分立制衡的情况下，所有的利益集团要抱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财政政策就瘫痪了，所以美国明明知道降低到零利率是一个吸毒政策，没有办法，别的办法没法用。

　　而且这次危机有一个非常震撼的事实，实际上年10月14号，奥巴马上台以前，开了一个国际研讨会，是给奥巴马新总统谏言的。当时请了美国、欧洲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中国请了我一个，当时我的发言就几条建议，我比林毅夫推荐中国经验还要强硬。那时候危机已经来了，老的布什政府已经手忙脚乱。我说对付危机的话，你们要学中国经验。我讲了三条：

　　第一条，先增长后改革。外国人说中国30年改革那么快，为什么呢？先从农业改革开始，大家都没有意见，农业起来以后，解决国企改革，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后来一亿五千万农民进城。假如先没有经济增长的话，这些人下岗了不上街示威游行闹反么？当时第一条建议就把美欧的经济学家震住了。说这怎么可能呢？找不到经济增长点。

　　第二条，危机以前，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推行了30年的自由化政策，中心思想是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有效率。我给他们讲的是，中国人的经验是混合经济比私有经济还要有效率。因为私有经济有创新有活力是短期行为，国有经济有长期眼光，可以占据战略最高点，跨国公司带进来的是新技术，所以中国人多种经济的竞争使得中国社会在过去30年又有增长，又能保持稳定，又创新得非常快。当时他们觉得这不可思议，现在这种观念越来越多人接受了。

　　另外一条，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对中国的观察还是非常有远见的。在金融危机以前，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春江水暖鸭先知”。谁是鸭子呢？是欧洲人，不是美国人，美国人特别自大，我们是第一。在年6月份，欧盟就开了一个会，说思维的方式要改变。因为我是普里戈金的学生，他当时不在，请我做主题讲演。我当时的标题到现在为止还震撼很多人，请我去的恰恰是个英国人。因为经济学里面，今年得诺贝尔奖的耶鲁大学的席勒实际上是否定理性经济学的，理性是有限的，我们当时做的是经济复杂性，很多人听不懂，我们到底什么意思？

　　我给了一个副标题，我说“LimitsofFreedom,DemocracyandLaw（自由、民主和法律的局限）”，下面的人都震住了，你在挑战西方的核心观念，怎么可能呢？我说很简单，你有资源限制，就不可能有自由。我生下来就在日本飞机的轰炸底下，有战争有灾荒，哪里还会有自由呢？但是我们中国人每次动员都要说一句话：抓住机遇！所以我们中国人是没有时间像美国那些学生那样晃来晃去，说我有自由。中国人一看到机遇来了，是未来的方向，马上就扑上去，你看现在世界上哪个新技术不是中国人冲在前面？

　　第二个，民主。我说我是一个科学家，科学家由多数人投票决定，永远是错的，对吧？哪一个企业、大学是多数人决定？真正的难处在什么地方呢？难处是哪些少数人代表未来的方向？中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人在议会里辩论，辩论了半天到现在为止还是瘫痪，这边人说要往右，那边人说要往左，辩论到最后原地呆着不算，还往下沉。我们中国人最大的智慧是什么？恰恰是邓小平的智慧。文化革命我是经历过的，这边要左那边要右打得天翻地覆。邓小平说，别争了。为什么？柏拉图都说要争论，你怎么不争了？中国发明了一个分区实验。所以中国的很多改革，又破旧规又立新规，都不是在议会里辩论出来的，是分区实验创新出来的，别人一看，马上跟进。我说，中国的实验比民主更好，同意吗？没有争议！

　　第三个，法律。德国人最喜欢法律，一天到晚建议，你们中国发展这么快，全是坑蒙拐骗偷人家的抄袭人家的，什么时候变成法治国家？我就问他一个问题，谁制定了法律，为谁制定？所有的法律都是上一次竞争的赢家制定的游戏规则，来保护他的既得利益，来抑制下一个挑战者，如果你强调法律，而法律的制定是按程序来的，你的经济就停滞不前。如果你运气好，没有竞争者，你可以过几十年的高福利生活，现在碰到竞争者，你就不行了。中国人怎么解决？实验和协商！所以中国在过去30年里，不仅经济发展非常快，也走出了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时间过得非常快！去年在墨西哥开会，还有G20，到今年10月份讨论欧洲的时候，有人跳出来说，现在哪有G20？G3都没有了，那有什么？G2.5！因为欧洲本来是德法的联盟，现在法国能不能在欧元区待住都成了问题了！所以现在真正主导世界的只有美国、中国、德国。德国实际上只有半个，因为规模不够大。

　　前面的讲演，因为林毅夫是芝加哥新古典出来的，非常强调GDP、世界银行这套指标。我是做理论物理的，然后做理论生态学，所以我在想为什么主导世界的是这三大块？道理非常简单。如果从年的文明来看，中国发展的模式和西方发展的模式不一样。西方发展的模式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规模经济。大家都知道规模最厉害的是英国的圈地运动，我一向把它比作成千上万亩地圈下来变成牧场，然后放羊，然后发展制造业，这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到后来流水生产线，当然成本就低了，所以工业农业可以在全世界贸易战中占主导地位。

　　但是规模经济的代价是什么呢？代价就是美国和全世界面临的就业危机！为什么呢？一家沃尔玛可以消灭成千上万家中小企业，就业问题怎么解决？现在搞得全是机器取代人类，淘汰下来的人能都做研发吗？所以美国过去30年中产阶级GDP缩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就是规模经济，造成垄断竞争不算，而且破坏生态多样性。现在一会儿鸡瘟一会儿牛瘟，实际上是把农业的大规模养殖集中以后，破坏了生态的结果。所以现在生态危机造成的影响，全球暖化，大家都承认了，这一条就直接挑战了西方的规模经济模式。

　　所以西方经济的衰落是必然的，为什么呢？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中国的人口是所有发达国家总和的两倍，如果中国也要走英美的道路，人均GDP消耗能量也这么多，整个地球系统就瓦解了。所以必须要找到新的生产方式，就是中国传统农业方式的复兴。中国原来是小农经济，商鞅变法以后，中国的耕地在世界上占得非常少，但是中国养活的人口远远比西方多，为什么？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在德克萨斯，德克萨斯是典型的牧场。三口之家需要一百头奶牛，亩土地，如果你种粮食的话，你可以养活多少老百姓？

　　所以可以发现，中国多年保持统一不瓦解，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生态效率的利用率高，所以国家稳定。但是缺的是什么？缺的在大国竞争的时候，军备竞赛的时候，中国的小农经济输给了英国的舰队！现在为什么中国又行了呢？你就会发现，因为现在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信息科学的发展，使得生态的利用效率大大提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现中国是这三个区域里面，唯一一个又能创造大规模的稳定就业，又能发展多样化的生活方式，而且又能创造世界上高速的发展！

　　时间不多！我来讲几个故事！

　　年在巴西开了一个会，主办者是原来巴西债务危机时巴西的财政部长，他请我去做主题讲演。那是我第一次总结中国模式的经验，就是我刚才讲的那几条。后来他们立刻推荐我，说你要到总统的战略规划部去给他们讲一讲。我就到了他们的首都，我还是头一次看到那样的场面，巴西总统规划部给我做简报，像总参谋部一样，两个大屏幕，左边一个巴西地图，右边一个巴西地图，上面画了什么呢？中国什么地方有高速铁道、高速公路，几条几横几纵，巴西也照着规划。我一看，雄心很大，然后他们就给我提了一个问题，说你们中国人为什么可以独立自主地做经济决策？我们规划出来还没实施，马上美国、欧洲的批判就来了，破坏热带雨林和生态。你们中国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到底什么道理？

　　我说，你们要听真话还是假话？他说当然要听真话，我说我告诉你，我说真话是因为我是物理学家，我可不是经济学家，我是做经济研究的。他们问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英国人提的北京共识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决策能够比东欧、前苏联和亚非拉国家做得好？我说非常简单！因为中国有独立完整的科学体系，中国没有加入美国的核保护伞，所以中国经济决策的独立程度超过德国，超过日本。你就看中国的金融政策这么独立，能够实行有效的资本市场，能够挡住上万亿美金热钱的冲击，全世界谁能做得到？只有中国！这是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前年索罗斯请我吃饭，我是头一次听到一个西方有影响的人跟我说，“看来西方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21世纪看来是中国的。”然后对我感叹一句，“中国人学习得非常快！”然后我就笑了笑，你说为什么中国人学得这么快呢？他说你说呢？因为我知道索罗斯是犹太人，我们俩都是反均衡的，但是犹太人和中国人最大的差别在中国没有宗教，所以中国人在过去30年里能全方位地学习。

　　中国的科学、教育学的是前苏联，前苏联学的是德国。中国的金融现在开放，学的是美国，企业管理学的是日本，基础教育学的是德国，中国的农业灌溉学的是以色列，所以中国没有宗教，没有意识形态之争，才能全方位地吸收世界人类先进的文化。现在你在西方会发现，连美国人原来最开放的，现在都做不到。奥巴马要搞医改，美国媒体攻击他是社会主义，是纳粹，他敢像中国那样进行大规模的结构调整吗？根本不能干！所以奥巴马是一个最会讲话的总统，行动呢？美国的竞争是话语竞争，中国是行动竞争。中国的地方官员和中央官员提升，哪个是凭嘴巴说出来的？

　　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我在西雅图，微软的高管跟我说了一件事。你知道，德克萨斯的那些家伙非常自负，因为现在德州经济增长最快，微软那些高管跟我说了一件什么事呢？美国现在研发还是站在世界前列，但是研发的新技术已经出来了，可以利用。从试验、投资、游说议会、修改法律规章、投产到营销，你们知道周期要多长？他当时说了个数字让我很震惊，因为我知道欧洲肯定不止。原来我以为美国是最行的，因为我在美国待了30年，他说美国平均周期10年以上，不是10年，是10年以上。但是如果把同样的项目拿到中国去做，多长时间？他告诉我，你们能猜一猜吗？

　　史正富：1到3年。

　　陈平：他告诉我的是22个月。我们史正富老兄还是感觉非常精确。你想想看，他怎么跟中国竞争？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的优势不仅是林毅夫讲的比较优势、后发优势，中国有独立完整的科学体系、工业体系。你现在去看美国名牌大学最好的科学家，最好的工程师底下最好的学生，几乎90%以上都是中国人。在美国举行的科学讲座，美国人说笑话，已经快变成中国人的研讨会了。美国人只能坐在那提问题，做讲演报告的全是中国人。

　　最后我给大家一个数据，我想历史可以证明。这是我熟悉的一个荷兰经济学家的数据，他是把公元1年到年的世界各国的历史道路全部算出来，中国从年，按年的国际美元算，大概从美元到年涨到美元，中国花了多长时间？28年！然后再从年改革开放以后，到年，中国花了34年，而走类似的道路，中国花了年和年；法国和德国前面花了年，日本前面还花了年呢！最快的时候，日本人占了甲午战争和朝鲜战争的便宜，也是花了82年，中国34年就好了。

　　所以我个人的估计，中国人现在的地位相当于年的世界大局。年什么情况？当时美国工业产值已经是世界第一，超过英国。中国现在工业产值已经是世界第一，超过美国。你别看它GDP那么大，里面一大部分肥胖病、吸毒、家庭瓦解，花的那些钱，也能创造GDP啊？所以中国的工业总产值，真正的GDP已经是世界第一了。但是中国人的心态还是和美国人一样，还认为当年老大是英国，因为英国海军仍然称霸世界，金融仍然称霸世界，科学技术当时英国也是领先美国。一直要到二战之后，美国人才明白美国已经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的主导。

　　我认为中国在未来10年、20年发展里面，重要的不是世界银行的标准，什么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现在是富国的困境，真正有竞争能力的、小康的但是往前看的民族，而不是富而骄，骄而懒的民族。现在欧洲国家、美国都不干活了，靠外国移民干活，哪来的希望？所以如果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企业家和领导对世界历史和全球格局有充分的了解，我认为在未来的10年到20年之内，会产生中国参与主导而不是独霸的世界新秩序！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不仅给西方经济学家带来巨大的困惑，也给中国经济学家带来极大的挑战。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辩论，就是这一挑战的具体表现。本文重点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是否走出一条和英美、东亚不同的发展道路？假如不是，那么世界是否只存在一种市场（英美）模式？中国可否借鉴其他模式，例如德日模式、北欧模式？假如是，就有第二个问题，中国道路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我们判断的标准不是教科书上的理想世界，而是世界各国的比较研究。中国过去不少人追求空想社会主义，今天又有不少人追求空想资本主义，值得警惕。我们不仅要学习各国的成功经验，也要研究各国、尤其是西方和日本的失败教训，来解决中国和世界的问题。在西方面临重大经济危机的时刻，国内一些人仍然极力推销西方已经百病丛生的经济模式，不能不让人重新思考改革之初提出的问题：检验不同经济理论的标准，究竟是实践还是信仰？

　　盲目相信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不存在什么中国模式。中国过去发展的道路就是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中国如有修正，也只是吸取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利用国内的廉价劳工发展了加工经济和出口贸易，代价是牺牲环境和国民福利。他们认为国内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企垄断、腐败和贫富差距；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赶上美欧发达国家，为此应当全面仿效美欧的福利制度和政治制度，方能大幅提高消费水平。他们欣赏东欧的政治改革和东亚的土地制度，推行西方式的城市化与现代化。他们天真地寄希望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得以继续，在经济政策上力主人民币升值，土地私有化，利率自由化。应当说，这类主张在国内有相当的市场。

　　在金融危机中反思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西方模式不是现代化的普世模式，美欧国家目前的高福利高消费模式不可持续。日本和东亚国家屈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使东亚经济停滞不前。中国在选择性学习美欧与日本经验的基础上的创新，已经远远超越东欧模式，发展了鲜明特色的中国道路。目前的中国道路还没有定型，是否将来能让全世界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取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能否进一步破解目前中国的资源瓶颈，并参与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秩序。

　　如何总结中国过去的经验，对如何探索中国未来的道路密切相关。我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发展的成就，不能简单概括为市场化改革，因为全盘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和东欧国家，经济发展比中国曲折得多。中国的改革进程是独立自主的改革开放，既抓住了国际机遇，还避免成为跨国资本控制的依赖经济。在应对美国起源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表现出远比西方国家有效的应对能力。这些历史事实已经引发西方学者全面反省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深入研究中国快速成长的机制。我们中国经济学家应当负起总结中国经验的责任，并探讨后美国时代的全球经济秩序。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避免西方已有的覆辙。我们不能迷信西方的市场化和议会制，否则无法摆脱西方消耗资源、节约劳力的劳动分工模式，不能克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也难于走出目前美国起源的全球金融危机。

　　一．否定中国经验的理论误区和观察局限

　　怀疑中国道路的人，问题出在哪里？我以为他们的思维，既有理论误区，也有经验的局限。他们的理论误区在盲目相信西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不了解其他先进的经济科学。他们的经验局限在只了解美国的表面现象，不了解世界发展的多样性和西方本身的历史曲折。

　　(1.1)迷信市场化难以理解世界发展的高度不平衡

　　迷信英美模式的市场化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的人，似乎忘却了世界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历史和现实。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几百年，市场化并没有解决多数国家、多数人口的发展问题，包括美国的贫困阶层。

　　西方发达国家加上日本的总人口约6.9亿，占世界人口10%，却消耗世界40%以上的资源。中国人口近发达国家总和的2倍，韩国的27倍。中国的人均可耕地只有1.6亩，只有美国的5分之一，不到俄国的7分之一。中国年降雨量不到日本的一半，离海岸线的平均距离却是日本的55倍。中国天灾频繁，要保障庞大人口的基本生活，政府自古以来就在兴修水利和国防工程上起到巨大作用。战国时代起中国没有什么“无为而治”的政府能稳定存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在国际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荷兰、英国和东亚的日本、韩国，都利用了他们离海岸线近的地理优势扩张海上势力。后起的法国、德国、美国和前苏联依靠国家的力量发展科学、教育、和规模经济，才得以赶超海洋国家（见表1）。“自由放任”政策的宣传无法掩盖资本主义扩张的炮舰政策和资源掠夺的历史。

　　(1.2)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东欧、前苏联，经济增长远远落后于发展混合经济的中国

　　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发展归结为市场化，甚至是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几乎无视拉美、东南亚、尤其是东欧和前苏联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主导下，推行华盛顿共识主张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宏观紧缩政策的严重后果（见表2）。

　　-年代，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地区是东亚的日本、韩国和拉美的巴西，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了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我在访问日本、韩国、巴西等国时，当地的经济学家告诉我，华盛顿共识的提出并非出于发展经济学的规律，而是基于美国资本控制全球的利益。美国在拉美推行金融自由化以后，导致拉美的的汇率大幅波动，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不得不重新依赖美国资本来稳定宏观经济。日本和韩国在金融自由化以前，成功抵制民族企业被美国资本控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外国股份在韩国排名前十的大企业不到10%，危机之后超过50%。日本在美国压力下汇率大幅度升值，先后引发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导致年代以后真实经济增长率持续20年的停滞，至今未有起色。年代在东欧和前苏联推行的休克疗法，更导致东欧和前苏联的去工业化和经济的大幅度倒退（见表3，表4）。华盛顿共识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最终让美欧自己的经济遭受重大危机。英国前工党首相布朗在主持伦敦召开的20国首脑峰会上宣布华盛顿共识的终结，中国却有不少经济学家还在为华盛顿共识辩护，其观念之落伍值得我们反思：中国和美国过去二十年的经济教育，究竟是在传播新的教条，还是教会学生观察世界的工具？

　　在改革开放的32年间，中国真实GDP增加了近20倍，东欧，俄国却只增长了不到1倍，西方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见表3，表4,表5）。在转型过程中，中国保持连续高速增长，而东欧年真实GDP比转型开始的年下降了27%，俄国年比年下降了42%，超过二次大战（下降17%），接近一次大战加内战和大饥荒（下降44%）的损失。转型期间东欧国家单方面对西方开放，西方却并未对东欧产品对等开放，导致巨额贸易逆差与通胀，企业大量倒闭。波兰的通胀达%以上，俄国的通胀达%，俄国的卢布贬值到5分之一，乌克兰的货币贬值到7分之一，东德的国有资产在西德政府主导的私有化过程中的净值为负，等于无偿加补贴奉送给跨国公司（陈平）。这导致前苏联地区重新出现大规模贫困，东欧人口大流外流，妇女不敢结婚生育，人口连年绝对下降，国际经济地位大幅下降。

　　(1.3)前苏联的瓦解，输在封闭政策而非经济竞争

　　仔细观察表2，就可以看出：年代，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增长率都高于日本、美国和西欧。西方经济学宣称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私有经济优于国有经济的观点是没有历史依据的。包括中国改革的前三十年和前苏联七十年的实践，社会主义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发展科学、教育、保健、基础工业和国防上优于西方。中国独立研发原子弹的成本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一。怎么能够断言国有经济不如私有经济？当然，马克思过低估计了市场竞争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使前苏联在发展技术创新和多样消费方面不如西方；其原因有二：一是西方的封锁限制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分工和科技交流，不得不重起炉灶；另一方面苏联自我封闭的政策也限制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创新和竞争。

　　我曾在年开车从西德去过捷克和东德，近年多次去过德国、东欧和俄国。社会主义下的东德在基本生活保障和教育、医疗的普及上高于西德，没有类似美国大城市中的贫民窟。但是，居民消费的多样性和汽车、计算机技术比西方落后，原因是国防开支挤出民生工业。前苏联过高估计西方发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低估了社会主义国家开放竞争的能力。前苏联民族矛盾导致的政治瓦解，不等于社会主义经济必然输给资本主义经济。假如东欧像中国那样自主地向西欧选择性开放，东欧工业会迅速成为西方的竞争者。东欧实行休克疗法时，西方跨国公司借自由化和私有化之名，让东欧骨干工业被西方全面收购或破产，从而消除西方一个巨大的竞争对手。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反而为中国产业升级打开大门。世界历史的巨变不能完全归之于体制，历史是人创造的。中国出乎意料地超过苏联，重要原因是邓小平的远见高于前苏联的领导人。毛泽东反对苏联式的垂直劳动分工，也为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区域竞争格局铺平道路。

　　以我的观察，柏林墙的倒塌和前苏联的瓦解，原因不在经济而在政治。前苏联用专制手段来维持东欧的稳定，导致东欧人民对西方自由民主的幻想。德国统一之前，东西德的明智人士主张东西德要渐进统一，才能稳定调整经济和政治结构。但是西方民主的选举政治导致政治家的短期利益高于国家的长远利益。东西德在年7月实行没有过渡期的货币统一。为了获取东德人的选票，西德政府决定，东德居民持有的东德马克可以1比1的比率兑换西德马克，这远高于黑市上的几乎是6比1的真实汇率。这给东德居民一笔飞来横财，成为弗里德曼直升机撒钱理论的经典实验。其结果大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意外！大笔撒钱不仅没有刺激消费，反而摧毁了东德的工业。统一货币后，东德所有的出口须用西方的硬通货付款，打断了苏东以货易货或用卢布进行交易的传统，使东德企业倾刻丧失东欧的传统市场。东德居民用手中飞来的西德马克，买西方的时尚商品而非东德的老式产品，使东德企业进一步失去了国内市场，从而大面积破产。西德企业向东扩张的东德市场陷入萧条，西德居民不得不交重税支持东德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障，导致德国利率上升、增长放慢，并拖累欧元区的发展。国内主张均分外汇储备来刺激消费的经济学家，大约不知道德国货币统一的前车之鉴。

　　德国统一后把首都从波恩迁到柏林后，我到西柏林自由大学讲学，发现柏林经济十分萧条。周末柏林自由大学附近餐馆都没几家开门。惊讶之余，西德学生告诉我的故事，方让我醒悟东西方冷战的核心竟然是心理战。原来，冷战期间西德各州补贴西柏林表面的高消费，用媒体制造西方自由繁荣的假象。东德人以为只要翻过柏林墙，自由、民主、繁荣就都有了，人心思变导致柏林墙的倒塌。谁知柏林墙垮之后，西德各州停止给柏林市的财政补贴。柏林没有工业，经济远远不如有汽车制造业的南部各州。年青人找不到工作大批离开东德和柏林，导致当地房价低迷，服务业也一片萧条。要是前苏联有勇气像邓小平一样打开国门，西德就会像如今美国阻拦墨西哥移民一样，限制对东德的开放了。

　　在开放的条件下，中国和美欧究竟谁更有竞争力，是实践的问题，不是理论的问题。苏联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封闭经济的理论，不考虑国际竞争下的复杂格局。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走过了曲折道路。在19世纪西方炮舰打开中国海防之前，中国明清两代是东亚贸易的中心，而且外贸持续顺差。当时中国和英国比，税收和军备是真正的“小政府”。西方殖民主义用战争强迫中国接受鸦片毒品贸易，并靠强权控制了中国的关税和财政，接二连三的巨额战争赔款使清朝政府破产，帝国主义和地方军阀合作瓜分中国的势力范围，使民族工业难以发展。是危机迫使中国革命志士奋起反抗，经过中国革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胜利，中国两弹一箭的研发成功，才使中国到年代才能获得加入世界市场的机会。换言之，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是打出来的，不是西方恩赐的。俄国总统叶利钦以为推翻苏联共产党，解散苏联，就可加入北约，获得西方的援助和伙伴地位，结果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西方不可能容忍中国、俄国这样的大国成为西方强权的平等对手，甚至是挑战者。日本经济学家告诉我，日本是缺乏资源的国家，但是任何收购西方控制下的天然资源，都被美国视为战争行为而封杀，只能购买美国的房地产和债卷。索尼收购好莱坞电影商也如同联想收购IBM的PC一样，障碍重重。中国天真的空想资本主义者，应当切记西方地缘政治分而治之的传统政治。

　　(1.4)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奠定中国后三十年自主开放的基础

　　否定中国模式的人往往低估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全盘否定计划经济在奠定中国独立国防与自主经济的成就，无视中国计划经济走过的弯路是西方列强封锁围堵所造成的历史。

　　年9月，曾任巴西财政部长的经济学家邀请我去巴西讲学，并安排我会见巴西总统府的战略规划部官员。巴西官员在会议简报时把巴西地图和中国地图并列，他们参照中国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的分布，用以规划巴西的基础设施。简报之后，他们告我巴西发展的困惑：每次巴西的经济规划刚刚提出，就遭到美欧国家的反对而止步不前。他们问我为何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做独立的决定？这也是提出“北京共识”的英国观察家雷默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我是物理学家出身的经济学家,所以我的意见和新古典经济学教育出来的经济学家不同。我个人观察，中国经济改革能做独立的决定，因为中国有独立的科学技术和独立的国防。相比之下，日本屈从美国的安全压力，就没有独立的金融政策。前苏联自废武功，才不得不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苛刻的贷款条件。巴西官员对此印象深刻。

　　我访问东欧时，发现东欧经济相对较好的是波兰。原因是俄国与德国历史上三次瓜分波兰，所以波兰人不信任西方的私有化方案，保留了若干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如今得以应对金融危机。匈牙利在卡达尔领导的市场化改革中用外国贷款来资助居民消费。休克疗法中匈牙利为了还债，把国有大企业和国有银行全部卖给外资。金融危机一来，外资银行纷纷抽逃资金回救母国，使原来东欧经济基础最好的匈牙利，经济恶化的程度远超过波兰。

　　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在反对国企垄断的同时，不反对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他们不理解美国金融寡头是本次美国与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源。我本人曾在年就金融改革的战略上书中央。我建议仿照中国民航改革的成功先例拆分四大国有银行。中央领导批示赞同，却被部门领导否定。理由就是美国的花期银行等巨头正在兼并，如果中国的国有银行拆分，如何面对西方银行巨头的国际竞争？中国的世界强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没有国有企业的扶持，难以单独面对跨国公司的竞争。

　　(1.5)相信普适价值的人忽视西方市场经济也有多种模式

　　我曾经陪芝加哥大学的诺奖经济学家米勒出席留美经济学会年在上海举行的国企改革研讨会。米勒创立的公司财务理论的MM定理说，完全竞争下企业价值与债务结构无关，也就是和所有制结构无关。米勒在会上强调说，产权问题虽然重要，却没有优化解。英美型企业短期行为投资不足，德日型企业长期行为投资过度。他的话启发我重新认识产权理论的局限，以及历史上国有化与私有化的反复浪潮。

　　西方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后和中国内战之后，政府都曾经干预经济，直接创办国有企业。其原因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战争动乱导致市场失败的现实需要。私有企业虽有灵活多变、易于创新的优点，但也有急功近利，不考虑长期利益的缺点。地区发展、国家安全、基础建设就不能只靠私有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国有企业的主要责任不是短期盈利，而是保障社会安定，例如创造充分就业、缩小区域差距、应付国际危机等。目前世界上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现实，说明企业效率的核心不在产权结构，而在其他因素。中国国企改革的初期“国退民进”是为了纠正年后不加区分地实行公私合营、消灭私有制的过激做法。中国和西方的经验证明，国营和私营企业都不足以创造充分就业，必须互补发展。朱镕基“抓大放小”，让没有竞争力的国企破产或转制，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得以集中实现大型国有企业承担的战略目标。但要求大型国企全面私有化，将国企经理人变为垄断资本家，就违背中国改革的国情与现实了。英国的私有化改革的著名案例是英国铁路，私有化后大量裁员，但由于网络效应，分段运营的竞争效率反而降低，目前又重新实行国有化。美国三大汽车厂在这次危机中几乎破产，不得不让政府救助。美国制造业失去竞争力的重要原因，是美国全私营的医疗成本太高。美国医疗技术世界领先，但人均医疗成本是医疗双轨制的欧洲、加拿大的2倍，医疗国有制的日本的3倍，导致保险公司、制药公司、医院相互勾结，其垄断利润高于其他行业，宏观代价是损害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在中国和西方，都有垄断阻碍创新的问题。我的主张是反垄断不分所有制。但是鼓励创新和应对危机，不同所有制可以互补。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都有可能搞裙带关系、短期行为，因而都要严格公司治理，重用人才。所有制不能替代选贤用能。

　　我访问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经济研究所时，对该所企业家研究室的国际调查大为惊奇。他们注意到北欧国家的创新超过美国。北欧国家许多制度安排和美国大不相同，非常接近早期社会主义的理想。德国经济学家的调查发现，较小的工资差距（缺乏物质激励），福利社会负担（大政府的主要标志），对发达国家间的创新差距影响不大。从统计观察上，他们发现北欧创新的优势和破产程序的效率有关。和美国的信用制度标准相反，北欧投资方更愿意投资给失败过的企业家，因为失败的经验有助于未来创新的成功。换言之，保护投资方的产权，并非鼓励创新的决定因素。

　　(1.6)迷信自由化的人，无视政府市场监管是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往往把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对立起来，看不到市场和政府间的共生演化关系。

　　市场化改革之初我在安徽，有人鼓吹改革就是松绑。不料原来纯朴的农贸市场迅速出现卖死猪肉和假中药的问题，温州的小商品市场在八十年代假冒伪劣商品曾经泛滥成灾。市场看不见的手并未导致优胜劣败的局面。在民怨沸腾的压力之下，政府才推出一系列市场监管和质量认证的措施，逐步改变恶性竞争和逆向淘汰的局面。至今，西方与中国在药品、食品、金融等市场中腐败与政府监管方面的斗争树欲静而风不止。原因不只是信息不对称，而且是法制漏洞，因为暴利比罚金高得多，成为逆向致富的激励机制。从国际比较的标准看，中国监管的程度，在环保上比欧洲差得多，在食品上比日本差得多，在药品上比德国差得多。只有金融虽然问题很多，但是在防范金融投机上比西方要严，究其原因是民间反腐败的压力很大，中国资本控制的初衷是防止贪官洗钱和外逃，并非防止西方热钱炒作货币，代价是中国的金融创新发展太慢。在银行监管上，加拿大的经验，也可供中国借鉴。当然，政府监管不能代替市场竞争。中国国有航空公司在拓展海外业务上的竞争力，可以企及美欧，却不如韩国的民航企业。这显然是人才和领导力的问题，不一定是所有制的问题。

　　由此可见，开放与监管之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自由化，而是把握选择性开放的时机与程度。中国资本开放的选择性高于东亚、拉美、东欧，中国今日才得以限制美国金融危机的拖累。中国也有失误之处。日本经济学家对我说，日本绝不会像中国那样，让外国企业占有如此大的国内市场份额。韩国更是如此。中国沿海城市竞相引进西方五百强，却不大力扶植民族企业，是一个错误。中国企业和日本韩国企业相比，成长的道路要艰难的多。

　　(1.7)西方同样面临政府和财团的腐败问题

　　目前世界上公认法制最好的地区是北欧，犯罪率、腐败、贫困等问题远小于美国。我访问瑞典时，瑞典经济学家告诉我，北欧历史上是海盗国家。直到十九世纪，北欧的腐败依然臭名昭著。后来瑞典的吏治改善，来自一位国王的大力整顿。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也减少了社会腐败的经济基础。越南战争后，瑞典开始接受外国难民，社会治安就不如以前。可见，社会转型和开放是腐败增加的重要因素。国企私有化不可能解决腐败问题。

　　我多次访问过台湾，台湾政治最大的腐败是黑金问题。黑金政治的来源之一就是在变更土地规划时的政治利益链。台湾工业化之后商业用地与农业用地之间的地租差价归地主所有。用金钱收买政客改变土地区域的规划，就成为黑金暴利的来源。俄国在私有化过程中没有先拆分国有垄断企业，结果私有寡头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远大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原国有垄断企业。据估计俄国大部分的经济控制在黑手党手里。德国高铁技术世界领先，但是高铁技术难以实现。印度想学中国的特区也很困难。他们面临的体制障碍都是土地私有制阻碍经济的结构调整。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立竿见影，西方政府的财政政策却举步维艰，原因是发达地区的选民不愿补贴不发达地区的基础建设，怕企业出走到劳工便宜的地区。换言之，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议会民主制倾向于维护地区差距，客观上阻碍国家整体的结构调整。不同利益集团在议会制下，只有局部利益，没有整体利益。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明确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政府被金融财团俘虏，只有拆散金融财团，才能摆脱金融危机。但是，美国奥巴马政府的救市措施，花了上万亿美元拯救金融寡头企业，却无力打破金融寡头的垄断。美国标榜的三权分立、司法独立，造成军工、金融、律师三大利益集团主导美国政治、阻扰社会改革的政治局面。美国的议会民主制无力约束军火工业、金融寡头和跨国企业对经济的操纵，因为政客竞选依赖财团的政治献金。美国最高法院最近的裁决，否决了对企业政治献金的限制，把金钱干预政治说成是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赤裸裸地暴露美国金钱政治的本质。

　　中国一些善良的人以为用法制可以解决腐败问题，却没有仔细研究谁制定法律，目的是保护谁的利益？除了科学制定的技术标准，涉及利益的法律绝不是中性的制衡机制。德国学者告诉我，德国法律很严，保护的是老企业、大企业，使德国传统工业领先，但是创新不如美国。哈佛法学家告诉我，德国的私有园林，必须向公众开放，不像美国保护私有产权，有权向进入私人产业的陌生人开枪，所以德国的社会矛盾远比美国为小。美国在危机时，企业和政府同时裁员，为了保护股东的利润或政治家的政绩。德国、日本的企业高管却被社会要求减薪，尽量维持员工职位。法律究竟保护资产所有人，还是利益相关者，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不同，法制就有不同的安排。没有在西方长期生活的人，很难想象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实质是维护利益集团现状的制度，却不是改革不合理现状的制度。

　　如何把改善法制与选贤与能相结合，是世界各国都在探讨的难题。

　　二．如何认识中国发展的不同特点

　　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与其先下结论，不如先研究中国发展的特点，然后考察这些特点是否可被其他国家借鉴。用中国政治制度和历史的特殊性，来否定中国经验的普遍性。这是有问题的，因为英美经济学家并未因为其历史特殊性，而否认劳动分工的普遍规律。

　　(2.1)认识中国要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

　　西方观察家把中国模式等价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模式是片面的。因为中国出口加工经济只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部分。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拥有中国那样的独立国防和科学技术，即使技术先进的日本和德国也要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日本的金融政策屈服于美国压力。德国虽然和法国联手创造欧盟和欧元区，抵御美国金融投机的能力反而不如中国。北欧小国虽然维持很高的生活水准，但是在国际事务上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要理解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当代的国际地位，必须从世界的眼光而非自我中心的角度来观察中国道路。否则，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受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中心论的影响，用西方的价值观来衡量中国的成就与问题，是目前思想混淆的一大根源。他们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得不偿失。经济增长只是牺牲环境资源和让外国资本剥削中国劳工的结果。他们看不到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牺牲环境、资源和民生的代价远远高于中国。

　　举例言之，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非始自“言论自由“，而是始自”移民自由“，即先是允许贵族庄园的农奴逃到自治的城市，经过一定时间后成为自由民。殖民主义的发展，从欧洲向非洲、美洲、澳洲的大规模殖民和侵略，在几百年间的移民总额估计只有几千万人。为此消灭了美洲的马雅文明，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民族战争，外加贩卖黑奴和毒品。西方以消耗资源节省劳力为特征的劳动分工模式的特点是创造性的毁灭。当新创造的就业数量越来越少于被摧毁的就业岗位时，才有西方国家一方面用国籍、签证、工作许可等各种方法限制来自贫困地区的移民。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和富贵病又在重体力和高科技两端依靠外来移民，造成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文化冲突。西方国家解决不了就业问题，才逐步放宽言论和选举的限制来维持现状，因为政党轮替根本不触及贫富分化问题。

　　相比之下，中国过去三十年之间，从农村向城市的移民高达2亿。虽然其中有不少社会问题，例如户口限制、征地纠纷、和教育差距，但是都在不断改善，没有发生内战和动乱。这不能不归之于中国的社会制度远比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稳定。中国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使中国的社会成本远比西方和东亚现代化依赖税收和私营保险的成本为低。须知中国人口规模是全部发达国家的2倍多，而资源和基础远不及西方国家。

　　(2.2)理解中国要从历史和全球的视野出发

　　中国一些人简单化地把中国特色概括为大政府和大国企。这就无法解释中国和前苏联的差别，以及中国改革前后的差别。

　　如果政府规模用政府税收占GDP的比例衡量，按维基百科的资料，中国为18%，近于印度；但是远低于福利国家瑞典（48%），法国（45%），德国（41%），英国（39%），俄国（37%），巴西（34%），日本（28%），美国（27%），和南非（27%）。中国过去三十年在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上的飞速进展，主要资金来源于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如按照西方办法发债、借款或加税，中国经济增长率会大大下降。中国国有单位创造的城镇居民就业占20%，税负却比西方国家低，可见中国软约束的程度低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在危机时政府部门由于债务危机和私有企业同时裁员，加重社会压力，经济复苏缓慢。相比之下，中国国企创造的就业对社会稳定发展有重要贡献。

　　所有国家都面临不断改进政府效能和企业竞争力的问题。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有改革领导力的政府。政府和企业的规模要随着技术革新和国际竞争与时俱进。先验地谈论小政府还是服务性政府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依我的观察，中国的中央政府部门规模远比发达国家为小。我观察到的例子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部门、国家统计局与药监局的规模，和发达国家无法相比，难以成为国家决策和市场监管的支柱。但是，沿海地区的镇政府建筑，不少大于解放前南京政府的总统府，规模超过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中央政府。原因是地方政府承担了许多其他国家地方政府不管的，经济发展和社区稳定的功能。中国没有西方的教会，历史上社区稳定先后依赖于宗族，单位和公社。在计划经济的单位社区瓦解之后，地方政府不得不承担日益增多的社区功能，但又无法填补精神真空。国外华人学校逐渐演变为华人社区的核心，部分取代西方的教会功能，值得国内参考。西方法治无法阻挡教会的的衰退和家庭社区的瓦解，社会成本增加引发如今的经济危机。中国必须引以为戒。

　　(2.3)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探讨

　　年11月14日，我在美国纽约为G20峰会和美国奥巴马新政府建言的国际研讨会上，提出了7条中国经验给美国参考。年9月22日，我在巴西的讲演中，把中国的发展经验发展为10条。在红旗文稿的文章中，我把中国经验进一步简化为如下五条，请大家指教：

　　中国的第一条经验，是混合经济的健康发展，远胜过东欧的全面私有化。中国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中国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中国非盈利事业的学习能力，使中国经济在结构上，兼有市场经济竞争下的不断技术更新，和共同富裕体制下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稳定性。中国的劳工成本低，是因为中国的社保成本低。中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不是依赖社会保障税，而是集体所有制的土地。东欧、南亚和拉美以私营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在经济危机下就难以维持社会的稳定。社会保障在印度这样土地集中、贫富悬殊的国家也难以推行。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局限和中国式市场经济的差别所在，就是有无平衡发展的混合经济。过大或过小的民营经济或国有经济都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没有非盈利的教育科研和医疗的发展，社会也不可能有科学进步和长治久安。

　　中国的第二条经验，是政府角色“规划协作之手”的重新定位，远超过“看不见的手”的自由放任。劳动分工的发展使社会协调的任务远比亚当?斯密的工场手工业时代复杂。夕阳产业的利益集团往往用政治经济和法律手段阻挠新兴产业的发展。全球化时代的不平等竞争也使发展中国家的赶超需要民族国家的支持。国际劳动分工的新局面使政府的角色大为改变。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扶持产业调整、创造就业和技术创新上扮演了组织者、协调者和催化者的角色，中国的中央政府在改革开放中利用宏观调控和地区协作，承担了企业和地区创新实验的国家保险，大大降低了内资和外资企业的启动风险。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各级政府介入民营企业的重组整合，效率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法院的破产兼并程序和财政部的注资运作。这使中国经济结构应对危机的效率，居于世界之冠。

　　中国的第三条经验，价格是国际竞争的手段，而非发展战略的主宰。苏联、东欧的价格自由化，摧毁了社会主义的工业体系。中国双轨制下的价格信号，给企业创造了学习调整的空间。中国的汇率政策和关税政策因时制宜。在国内企业还不具备国际竞争能力的时候，提供了初生产业的适当保护。经济特区的开放窗口，又提供了外向型企业的国际信息。当中国企业的技术竞争能力逐渐增强时，中国主动引进国际标准，降低汇率和税率，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都比拉美东欧在西方国家片面主导下的市场自由化措施，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条件，避免成为西方主导的国际市场的附庸。相反，中国民族企业的崛起，制约了跨国公司的垄断行为，使国际经济秩序能向更加公平的方向转化。

　　第四，中国创造了市场经济下民主制衡的新方式。我们注意到，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破产危机，显示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资方与工会的对立制衡，难以实现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国际竞争。美国企业的创新和竞争能力，被美国社会协作的低效拖垮。各地特区的试验，开创了中国实验式的民主政治和发展道路。中国自下而上的实验创新，与自上而下推行的休克疗法比，分散了试验风险，加快了学习进城。中国在过去30年间，废除旧规建立新规的速度和社会效果，突破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繁琐法制和自由减规的两难困境。可以说，中国政府官员的“政绩竞争”优于西方议会竞选的“许诺竞争”。中国开创的“机遇、协商和实验”的社会改革模式，和西方传统的“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社会运作模式相比，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治理模式的选择。

　　第五，中国发展了新的公平模式。中国文化强调的是社会后果的正义，而非司法程序的正义。中国有钱难买恶法，社会素有公议。西方的程序正义在推进科学发展上有历史作用，但是用以解决社会问题却并不成功，因为社会冲突的解决在于利益协调，辩论和投票无法断定规则本身的优劣。中国在金融危机中迅速进行产业调整，很快获得社会的共识，而未引发美欧议会中区域和产业集团的冲突与纠结，显示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思维的生命力。这和当代复杂科学的整合方向不谋而合。中国中西医结合的医学模式与养身之道，也使中国的医疗成本相对美欧有所节制。西方以分析科学与消费方式主导的医疗体制，导致医疗成本的恶性扩张，企业和社会都难以承受。西方式劳动分工节省劳力，但以消耗资源为代价，带来全球暖化和生态危机。中国文明历来追求节约资源、吸收人力，在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可以兼顾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发展方式，从保障物质文明向发展精神文明过渡。在知识经济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之道的探索才刚刚开始。

　　以上概括是否妥当，请大家批评指正。

　　三．中国未来的挑战要求远见政府和持续创新

　　对中国经验抱有疑虑的人，担忧的是中国经济的两个特点，所谓大政府和大国企，会成为继续改革的阻力。似乎承认中国模式会妨碍中国的政治改革和国企改革。我们理解他们对中国问题的担心。但是我认为事在人为，深刻理解中国问题的所在，应当成为深化改革的动力而非阻力。

　　首要问题是认清中国的国情和发展的障碍，然后才能选择中国改革的方向。假如借鉴西方经验可以解决中国问题，那何乐而不为？如果西方办法解决不了中国问题，就得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理论方案的选择不能先于现实问题的观察。这是目前西方经济学家的通病，叫做“Onesizefitstheall”。

　　(3.1)中国未来经济结构转型能否效法西方的刺激消费模式？

　　年的金融危机，日益暴露美欧经济的衰落趋势，使许多人质疑东亚经济出口导向模式的可持续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呼吁成为热门之议。对转变方向有大体两种不同的主张。

　　一种主张是继续仿效美国的经济模式：转变方向只不过是调转中国与美国的角色。他们主张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要从投资和出口转向消费和内需。提高国内消费的方法是提高最低工资，提高社会保障，放开资本管制，让人民币升值并转换为世界储备货币，放开利率管制，放开土地管制，用土地私有化促进农村城市化和土地的规模经营，放任沿海城市的房地产泡沫，让低端产业出走来逼迫产业升级。更有人主张全民瓜分国有资产和外汇储备，以此来促进居民消费。似乎中国有条件重复西方走过的道路来提升人均消费水平。我以为这是当前最危险的空想资本主义。来源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世界失衡理论。伯南克的主张是荒谬的，因为年轻人打工储蓄，老年人用储蓄消费。要西方老龄化的人口增加储蓄，中国年轻人口增加消费，没有历史成功的先例。中国沿海城市克服老龄化的办法只能是开放农民工进城。反之，沿海城市企图增加社保覆盖面来刺激居民消费，导致中小企业不愿雇佣年轻大学生，反而雇佣退休职工来降低社保税的压力，加大年轻人的就业困难。伯南克主张的实质是回避西方殖民主义造成的人口资源的不平衡，而西方老龄化社会日益依靠外来移民的困境。即将面临老龄化社会的中国，不能重走西方刺激消费、产业外移、地产泡沫、经济危机的老路。

　　(3.2)能源和生态危机限制了消耗资源、节省劳力为特征的劳动分工的西方模式

　　新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忽略地球资源对人口与能源增长的限制。

　　以美国为例，其人口只占世界的4%，但是消耗全球20%的电力和22%的石油产量。美国，日本，欧盟三者的人口总和为9亿，为世界人口的13%，但是消耗世界发电量的40%，石油生产的43%。相比之下，中国人口13亿，占世界近20%，电力消耗世界发电量的20%，石油仅10%。假如中国的发展目标是人均GDP以及相应的能源消耗赶上发达国家。目前的差距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而非官方汇率计算，人均GDP美国是中国的6倍，日本欧盟是中国的4倍。按人均能源消耗计算，石油消费美国是中国的9倍，日本为5倍，欧盟为4倍。

　　假如中国未来30年的发展目标是石油消费达到目前欧盟的水平，人口增长忽略不计。则年中国的石油年消费量为亿桶，超过目前美日欧石油消费的总和，接近目前已知的中国石油的储备量亿桶。换言之，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将严重依赖能源进口。有人以为科学技术加市场投资也许可以保证石油生产与消费增长同步。他们忘记了亚当-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而市场规模受资源和技术水平限制。从目前的技术知识而言，继续维持西方的生活方式只是幻想。世界石油生产在年达到高峰，此后开始停滞不前，年后逐年下降，预计年世界石油产量将下降一半以上。如果用天然气或煤局部替代石油，同样面临碳排放和全球暖化的限制。使用水电、核电、或其他清洁能源要求大量投资和研发，目前难以预见替代能源的成本是否能为市场接受。

　　简言之，目前英美模式消耗资源节约劳力的劳动分工不可能持续。和全球暖化的生态危机相比，能源危机引发的世界紧张局势日益加剧。美国主导的以金融自由化为标志的全球化，贸易自由主义不是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而是转向资源帝国主义。欧洲和澳大利亚媒体普遍议论：中国崛起将导致中美之间发生资源战争。中国“和平崛起”的善良愿望，很少得到西方人士的信任，除非中国能找到新的发展模式。国内某些人不愿正视西方的战争威胁，把政治经济学对西方利益集团的分析斥为“阴谋论“。恰恰相反，资源战争是西方利益集团公开的”阳谋论“。德国和美国政治家公开宣称欧盟东扩的目标不只是乌克兰，而是整个俄国，目标之一即为获取俄国的丰富资源。我考虑到核战争在地球上没有赢家，核大国之间的全面核战争可能不大，但是争夺资源的战争持续不断。美国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还没有结束，伊朗战争已在制造舆论之中，美国和日本联手在中国南海、东海制造战争阴云，都不是空穴来风。

　　相比之下，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民众，对全球地理政治格局的演变缺乏清醒准备。人口的一胎化政策可能使中国成为大国中最缺乏战争意志的国家。沿海城市片面追求美国摩天楼式的城市化，在面临能源短缺和局部战争时可能成为敌国威胁的筹码。追求消费而非追求健康发展的民风，使这一代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二代之间转化为欧美般的骄奢之族。“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可能变为“二世而斩“。美国科学家从中美饮食与癌症、心血管、糖尿病与肥胖症的关联对比研究中发现，现代病的来源是动物性食物，中国传统的植物性食物使中国乡村居民现代病的比例比美国低得多。令人忧虑的是，美国医学家呼吁美国人学习中国饮食方式的同时，中国居民却在仿效美国快餐与奢侈文化大吃大喝，使中国的现代病与医疗开支追随西方模式急剧增长。沿海城市的高房价加产权永久化政策，将把沿海城市老龄化的城市居民和近郊农民变成新的食利阶层不劳而获，像美欧那样由外来移民（先是内地农民，后是南亚移民）来养活，沿海制造业可能重复美欧外移的老路，使房地产泡沫转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最后终结中国蓬勃向上的增长趋势。

　　这是为什么我坚决反对目前国内盲目仿效西方的生活方式，因为我们正面临五百年来未有的历史变局。中国不但要改变英美式劳动分工的耗能模式，还要创建新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才能走出生态困境。

　　(3.3)中国发展战略的两手准备

　　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战略思想从来是两条腿走路，做和平发展和应付战争的两手准备。

　　中东和南亚人口结构极为年轻，但是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失业率非常高，包括年轻的大学生失业严重，成为目前中东和南亚社会不稳的主要经济根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和亲美军事政权的倒台会加剧美国欧洲在中东的军事卷入，使西方军事力量短期内难以转移到东亚。如中东动乱继续20年，则中国可以再争取20年和平发展时间。中国如果利用此时间迅速调整经济结构，加快科技和国防的独立发展，就能在21世纪确保世界的领导地位；避免世界大战，并限制中国周边的局部战争。如果盲目乐观，脱离国际大势来追求西方式的高消费和金融泡沫，导致产业出走，社会不稳。则中国将重回动乱反复、受制于人的历史覆辙。如果周边国家在美国支持下挑衅，也不能姑息养奸。美国一国的军费超过世界十五强的总和，军事基地遍布全球，面临债务危机还增加而非削减东亚的美军部署。国人不能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寄托幻想，必须居安思危。

　　(3.4)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远见政府、规划布局、科技攻关、再造中国

　　和印度、巴西、俄国、印尼等发展中大国相比，中国的优势在温带气候，劣势在缺乏资源，所以必须依靠人民的竞争力和科技发展。和欧洲、美国相比，中国的劣势在生态环境和经济布局，优势在语言统一，有中央集权和区域协作的传统。所以，中国有可能在结构转型上克服旧有利益集团的反对，优先发展绿色经济。

　　目前，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生态限制，尤其是水资源的瓶颈。西北过度开垦导致沙漠化和水土流失，使黄河面临断流威胁，长江正重复黄河的命运。奥运会期间，为保障北京的城市用水，不得不牺牲山西河北的农业用水。目前中国各省的用水恶性竞争，没有流域的规划与协作。中央和地方政府3-5年的任期，只能应付短期突发事件，无力根治生态危机。建议中国制定20年与50年发展规划，要求各届政府分期实施。认真研究从西藏南部往黄河、长江源头调水的系统工程方案，和从渤海引水到内蒙干枯湖泊并利用风能淡化海水的方案，彻底改变中国南涝北旱的局面。

　　中国未富先老，老龄化即将给中国带来超越美国的社会压力。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与地理生态极不相称。大量退休人口和非生产性的行政、教育、医疗单位集中在沿海城市，与工业、农业、运输争地，导致目前沿海城市的房价远高于工作人口收入可以支付的水平，孕育重大的社会危机。尤其京津地区的地下水源已经枯竭，除非解决水源问题，否则发展京津超大城市的计划必然加速恶化华北地区的生态危机。另一方面，中部丘陵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却不能吸引老龄退休人口移居青山绿水地区，原因是中国主要的教育、医疗机构都集中在沿海城市。大量青壮劳力外流沿海地区，主要目的是为寻求子女寻求更好的教育机会，并非不愿建设家乡。市场的羊群行为，加剧区域的生态不平衡和房地产差价，单靠凯恩斯的供求管理，无法克服结构失衡造成的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泡沫。

　　西方政治的矛盾在产业利益集团的冲突。中国问题的焦点在地区与部门利益的矛盾。中国历史形成的省份与部门架构与现代的劳动分工体系不相协调。用西方的政党议会体制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例如，历史上班禅、达赖互相竞争中央的支持，解放后学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体制搞大省，才有今日的藏独、疆独之患。解决电价与煤价的矛盾，可以试验煤电联营。原有的工业部体制有产业政策的优势。国企划归国资委按资产管理，强调保值增值的目标，忽视的是产业升级。不如按产业集群组建大学基金会，对研发、生产、营销、兼并进行综合经营，还可减免国外收购外国资产时西方对国资的恐惧和障碍。央行集中大量外汇储备骑虎难下，何不分散部分外汇给有实力的省份独立到国际市场运作，并开放上海的亚洲美元国债市场，以发展金融创新，参照欧洲美元市场的办法，制衡美联储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

　　为此，中国应当把行政改革和经济文化的结构调整同时进行。中国可以学习澳大利亚和巴西的行政改革经验，把政治和文化首都留在北京。把国务院的大批行政机关迁往华中丘陵地区，既能提高行政效率，又有利于备战，因为历史证明北京无法防御来自海上之敌。中国的人口大省比欧洲大国还大，难以治理。应当按人口和地理分布，将中国多数省份一分为二或三个小省，将新的省会健在丘陵山地，借机把干休所，医院逐步迁入新的省会。如此才能降低沿海工商区的房价，提升内地农村的收入。

　　城市化要改变目前仿效美国洛杉矶搞超大城市的方针，限制城市居民区与工作区之间的通勤距离为半小时作用，使之可以用自行车和公共交通替代小汽车，大幅降低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保障主要的学校、医院在中小城市安心研究，地价房价合理平稳，才有可能建立和维持世界一流的创新体系。

　　中国要用新的全民终身教育体系来填补宗教缺失的社会精神真空，改变未富先奢的社会风气。根治腐败的社会土壤。为此，必须严格限制美国式的虚假商业广告，限制骄奢淫逸的消费方式，普遍建立财产登记制度，征收房屋空置税。区分创新性和寄生性的财产收入，分类征收累进财产税和累进遗产税，解决市场经济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软件建设必须与硬件投资协调，建立企业、事业、军队、行政机构严格的会计和理财制度，建立有国际竞争力，又杜绝投机的金融体系，以避免西方周期性金融危机的覆辙。

　　中国必须建立新的发展指标体系，修改城市化的定义和标准。中国的城市化不能实行英国式的圈地运动，搞美国式的超大农场。城市化不能把80%的农民赶进城市但是没有生计，成为纽约或孟买式的贫民窟。为了预防战争和天灾，中国应当保留大约半数人口居住在乡村和小城镇，但多数可以从事非农产业，同时鼓励城市退休居民和自由职业者，在乡村有第二套住宅，从而形成城乡对流、城乡互动的格局，为将来实现消灭三大差别的和谐社会创造条件。各地征地补偿办法的差异，鼓励了攀比机制，对后来的基础建设产生不利影响。中国在地区实验的基础上，如何整合法制建立举国体制，也要逐步提上议程，否则会造成巨大的体制套利的腐败空间。

　　所有这些结构调整，都依赖于远见政府规划下的结构布局、科技攻关，和市场的协调发展，依赖大规模的基础投资和科技发展，决非西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刺激消费可以企及。

　　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指出的，信息技术改变了世界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互联网的发展，给缩小城乡差距创造了条件。实现马克思和毛泽东的理想社会，建设亦工亦农亦军亦学的小康社会，不是空想，只待规划。如能如此，中国将吸引全世界的有理想有抱负之士来中国工作、学习、和定居，从而成为世界创新的排头军，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可以用成功的实验，吸引发展中国家，共同打造新的国际分工模式，迫使西方寡头集团顺从世界潮流，改变历史发展的轨道。

　　四．结论和展望

　　孔子设想过小康社会和大同世界。柏拉图的理想国，统治阶级的武士必须是斯巴达式的无产者，而且接受没有个人私利或短见的哲学国王领导。知识经济的发展，有可能实现孔子、柏拉图到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因为从事研发的科技人员创新的动力并非来自私利，而是来自兴趣和公心。科学理论的检验，不是来自独裁者的专断或多数人的投票，而是来自实验的检验。科学团体的自治给社会的自组织发展提供了原型。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的应用和获益却掌握在少数财团手中，才有无数的战争、贫困和腐败。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实验中，地方政府的竞争和贫富地区干部的轮换，创造了中国新的选贤任能的治理机制，成为效能政府新的典范。中国改革的不足是理论落后于实践，软件的发展落后于硬件的投资。如能把中国改革的实践制度化、程序化、和理论化，中国模式的定型和传播，可以期待。

　　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思维的生命力，这和当代复杂科学的整合方向不谋而合。西方以分析科学与消费方式主导的医疗体制，导致医疗成本的恶性扩张，企业和社会都难以承受。中西医结合的医学模式与养身之道要进一步科学化，推动科学生活预防健身。不能引入西方体制先诱病再治病，把为公众服务的医疗机构变为少数利益集团利用信息不对称谋取暴利的机构。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医疗黑洞，防止中国的医疗成本爆炸，拖垮社会保障体系。西方式劳动分工节省劳力，但以消耗资源为代价，带来全球暖化和生态危机。中国文明历来追求节约资源、吸收人力，在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可以兼顾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发展方式，从保障物质文明向发展精神文明过渡。在知识经济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之道的探索才刚刚开始。

　　我们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鼓吹的极端个人主义无视生态约束，凯恩斯经济学没有结构理论，奥地利学派否认政府是自组织系统的关键组元。马克思认识到世界演化的规律，但是低估了中国和东亚的历史贡献。中国文化的整体论和现代的复杂科学相结合，可以提升中国改革发展的经验。中国的机遇、协商、试验的创新社会，可以和西方自由、民主、法制的耗能社会竞争共存，并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看不见的手必然要代之以自律协调之手。因为资源有限，生命有限，但是世界的变化和人的适应力是无限的。中国民族不惧上帝，但是尊重历史的裁判。让21世纪的历史来裁判西方模式与中国道路，谁更能与时俱进吧。

　　致谢

　　感谢王艳灵的组织督促，感谢田国强、尹尊生、陆丁、史正富、张维为、刘昶、崔之元、吴敬琏、秦晓、唐毅南、李华俊、龙希成对中国模式问题富有启发的讨论与探索。错误之处由本人负责。

　　参考文献：略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论坛

　　天津南开大学年12月11日讲演

　　年2月8日定稿

【9月3日，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律学院官方网站宣布，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去世，享年岁。科斯教授是新制度经济学鼻祖、产权理论奠基人，其理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影响深远。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当时已98岁高龄的科斯教授，亲自倡议并主持召开“中国经济制度变革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仅如此，他的学生也活跃在中国经济学界，比如周其仁、张五常等。

　　科斯曾说，自己有生之年没有到过中国是莫大遗憾。尽管以他命名的“科斯定理”在中国政界、学界声名赫赫，但是科斯也认为这是自己的学术成果中被曲解最多的部分。逝者已矣，但科斯所留下的那些曾经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学术遗产，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观察者网特邀请知名经济学家陈平教授，谈谈一个他所理解的科斯】

　　观察者网：陈平教授，我们知道刚刚逝世的经济学家科斯教授，曾获得过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也被称为制度经济学的开山鼻祖。那么您能否谈谈，在您看来，科斯教授真正的学术贡献是什么？

　　陈平教授：我认为科斯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有三条：

　　其一，科斯教授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学运作的制度基础问题。但是提出好的问题，不等于发现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因此，科斯的间接贡献是，证明了“优化思维无法理解制度的多样性问题”。

　　其二，科斯提出产权可以交易，例如广播频道的拍卖，成为行政配置资源以外的第二种资源配置方法。

　　其三，科斯将价格理论引入对制度问题的考察，从而将新古典经济学的适用范围推到极致，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样反而显示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性。

　　对科斯著名的批评来自萨缪尔逊，他指出两方交易有无穷解，而不可能有唯一解。但唯一解正是科斯在年所写成的关于“社会成本”的论文之基础）。为了捍卫自己的观点，科斯在其年所著的《TheFirm,theMarket,andtheLaw》一书中，被逼得从均衡论退到演化论，说“不愿进行产权交易的人是不能生存的”，但这恰恰违背大量历史案例。例如：中国的长城，如今的巴勒斯坦问题。不能交易的东西就是边界的起源。科斯理论如成立，世界上既无战争、冲突，也不需要国家和组织。因此，其实他的理想是最大的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

　　观察者网：我们知道，科斯本人从未将“科斯定理”整理成文字，反而是其他人在不断为“科斯定理”下定义。科斯本人多次直接说明，包括在其最初的作品《企业的本质》中指出，“科斯定理”应理解为“交易成本不为零时，财产权的初始分配将影响最终资源配置”。但是国内学者更多的是强调对“科斯定理”的另一种解释，即“交易成本为零时，私下交易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科斯曾抱怨道：“我的论点是说明将正的交易成本引入经济分析的必要，从而使我们得以研究现实的世界。但这并不是我的文章的效果。各种杂志上充斥的是关于交易成本为零的科斯定理的讨论。”

　　那么，这种甚至引起了科斯本人愤怒的、国内经济学家的曲解，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背后的学术动因是什么？是否还有一些学术之外的因素在干扰经济学家们的语言？

　　陈平教授：国内对科斯最大的曲解，是把他宣传成亚当?斯密以后最伟大的，甚至可以和马克思媲美的经济学家。实际上，科斯是争议最大的诺奖经济学家。公开否定科斯的诺奖经济学家并不少见，包括萨缪尔逊、赫维茨，还有先赞扬后反对的布坎南，曾经运用科斯定理进行分析、后来又对此产生怀疑的诺斯。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科斯最大的贡献，是引起新古典经济学大家之间的大论战，特别是造成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与制度理论的冲突。

　　而科斯自己之所以不愿为“科斯定理”下定义，是因为他本人的思想其实是混乱的。科斯注意观察案例，但是观察的结果是多样的、而不是唯一性的。有些结果和他的信念相冲突，让他时常处于尊重事实还是放弃最初信念的矛盾之中。这样，科斯一方面反对黑板经济学，另一方面又坚持价格理论。

　　最能体现他的这种自相矛盾的，还是他在年写的那本《TheFirm,theMarket,andtheLaw》。在该书的开头，他引用了FrankKnight的话，说人性有两面：一是追求安全，例如火烫了手就会缩回来。但是，一旦有了安全，就和小孩一样，去惹事生非。

　　那么科斯从中得出了什么结论呢？

　　卓越的经济学家，就会开始讨论人性的矛盾性，也就是复杂性理论和心理学。但是科斯却跳过了这些，开始回答价格论（即安全论或避险论）去了。老师的思维混乱如此，也难怪弟子们读不懂。

　　其实张五常的学术研究基本否定了“科斯定理”，但是在科斯看到之后却大为称赞。这是科斯的可爱之处，也是张五常感谢科斯知遇之恩的原因。

　　从某种角度而言，张五常比科斯更优秀，因为他只差一步，就可以颠覆整个新古典经济学了。大家知道，狭义相对论有个洛伦茨变换；在爱因斯坦的物理学里它只干了一件事，就是放弃以太假说；而张五常发现科斯理论等价于投资和消费的对称性，这个发现非常伟大，可惜张五常不知道普里戈金的耗散结构理论。什么是生命起源？就是“对称破缺”。历史和时间箭头就是打破时间的对称性。

　　对此，我的研究成果就是：什么是劳动分工？就是打破空间的对称性。工业革命又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对称性，才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新陈代谢。新古典经济学的致命弱点是假设交易的对称性。请问有钱人和穷人，大企业和小个体户的谈判能力是对等的吗？拿大刀和拿机关枪的战争是对等的吗？“社会契约”是有钱人与穷人或印第安人平等谈判达成的？还是在武力制衡下达成的不平等协议？

　　观察者网：陈平老师，此前您在谈到美国的医疗黑洞时曾经提到。美国话语权所创造出的一个神话是，西方的法制可以保障社会的富裕和公平。而这个神话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柱就是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他认为，市场产权的自由交易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解决社会冲突，而无需政府和民众的干预。但是研究发现，美国的交易成本占GDP的比例在一百年来翻了一番。那么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理论本身出了问题，还是理论很美好、现实太复杂？

　　陈平教授：我必须强调，尽管有局部的参考意义，从整体而言，“科斯定理”本身是错误的。之所以说是局部的成功，是因为技术进步，例如交通和通讯的单位成本确实会降低，但是这种降低是有极限的，即必然大于零。与此同时，技术进步带来的市场发展，同样将大大提高社会分工的复杂性和网络效应，其效应大于上述促使成本下降的因素，从而使交易成本增加。

　　人类进化和工业革命的历史也反映了这一点：能源消耗是增加还是减少？人的活动范围是增加还是减少？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整体论，以及现代科学的复杂系统论和热力学，优于分析科学的还原论的原因。一加一大于一，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观察者网：在年时，科斯教授主办了—场以中国为主题的会议。他注意到，很多中国学者从未与本国政策制定者或企业家进行过对话，他们学到的只是科斯所说的“黑板经济学”，即一套套的理论与各种数据之间的数学关系。很多中国学者“学了博弈论和计量经济学，然后便回国了，但他们对现实经济世界的运作并没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陈平教授，不知道科斯所注意到的这种情形在国内的经济学界是否非常普遍？这些学者又在社会上、媒体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当前的企业、社会和媒体普遍存在着“崇拜”“旅美经济学家”标签的情况，这种现象是否有值得我们反思的部分？

　　陈平教授：新古典经济学真正的基础是小农经济学，是农产品价格的供求波动研究。新古典经济学家没有一个搞过工业：凯恩斯只做过金融投机和财政，哈耶克和熊彼特正是研究过工业之后，才注意到“迂回生产”、“长波”和“创造性毁灭”。

　　国内迷信科斯的经济学家主要有两种人，一是只有农村经验，看见农民种自留地积极性比大田高，就断言私有制效率高于公有制。那么又该如何解释中国的这套效率位居全球首位的铁路系统呢？我自己就当过5年铁路工人，铁路是半军事化指挥，如何做产权交易？我还做过5年氢弹和平利用，这比大工业还要复杂，严密的劳动分工加理论协调。从这些经验就可以看出“科斯定理”的局限性所在。

　　此外另一种人，他们大多只有学院教书经验，社会调查只是走马观花、先入为主。我认识索罗斯，他是学哲学出身，实践告诉他金融市场是非均衡的，所以明确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论。我们这些从国内走出的学生，大部分是数理背景好，才能过美国的考试关；毕业后就教书、跟着西方主流文献走，高度脱离实践；这样既不了解西方社会，也不了解中国实际。

　　其实，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在普及西方经济学，或是在改进国内学术界的方法论上有贡献。而他们身上所反映出的问题，其实也是美国经济学教育的问题。我之前也曾说过，中国经济学界的教师考核和培养还是仿照那套缺乏反思的、在金融危机下已经破产了的英美模式，也正是在这样的培养和评价体系下，才有了今天中国学术界的怪相：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承认中国发展突破了英美模式，改变了世界，要反思西方中心论，批评华盛顿共识；只有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和主流媒体在高唱美国模式的赞歌，为华盛顿共识辩护，否定中国经验，甚至把中国的成就看作危机。

　　因此，中国应该开展第二次“实践检验真理”的大讨论，只是这次检验的重点，是西方中心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教条！

　　同时，我建议各大学要给老师和学生减负。经济学家必须拿出三分之一的时间到工厂、农村基层调查，少纸上谈兵。说实在的，经济学在实践方面的进步，远远落在生态学、医学和工程学之后，更别说物理学了。经济学的自由派大师，例如芝加哥的卢卡斯和科斯，连能量守恒和热力学都不懂，还号称自己的一般均衡论是模仿物理学，其实不过是“永动机”理论。

　　观察者网：陈平教授，您指出了“科斯定理”的种种局限，而从现在主流舆论所宣传的观点来看，似乎科斯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您认为，科斯对中国的真正贡献是什么？

　　陈平教授：我认为，科斯对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贡献是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科斯提出产权可以交易，从而鼓励内地学习香港的经验，通过拍卖土地使用权来筹集基础建设经费，避免了西方大量借债的办法所造成的市场化初期外债风险。

　　第二，他所提出的交易成本的概念，使改革初期各级政府纷纷检查和废除以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法规，简化行政手续，提高效率，有利于招商引资。

　　但是，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科斯的这套“交易成本理论”的负面后果也正不断显现：

　　一方面，在真实的市场交易中，往往并不是两方谈判，而是一方与多方谈判，这样无法产生理论上的最优解。最现实的案例就是，今天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征地补偿不断攀升，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不断上涨，速度下降。从长远来看，如不依据劳动价值论的角度解决土地定价问题，将彻底动摇社会主义的统筹优越性，让房地产泡沫挤出制造业，重蹈西方金融危机和虚拟经济的覆辙。

　　另一方面，在市场化进程中，以监管增加交易成本的理由搞自由化，导致食品、药品、采矿等一系列市场欺骗的危机。

　　历史证明，劳动分工越复杂，科学技术交叉应用中的副作用也越明显，因此市场监管的复杂性和必要性也随之增加。劳动分工最早、需要监管的就是交通、铁路；而如今日益复杂化、高科技化的航空、食品、制药、金融，哪个行业不需要监管？在现实中，科斯本人提出的交易成本接近为零的行业仅仅是股票市场，而金融危机证明放弃金融监管的代价是放大金融风险，造成的损失数以万亿美元。因此，科斯自己也承认，他没有理论创新，只是把价格理论（需求曲线斜率向下）用于产权交易。他忘记了，污染交易的需求曲线不可能向下，金融市场追涨杀跌的需求曲线是曲线不是直线。

　　观察者网：那么，在今天需要继续推进改革，同时也需要走出一条不同于欧美、日本，乃至“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的道路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科斯的遗产？

　　陈平教授：年，我曾在日本演化经济学会上演讲，明确指出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是永动机理论和极端还原论。劳动分工和生命起源都是耗散过程，交易成本就是物理学的废热和熵，在演化过程中的总趋势是增加而非减少，否则不会有生态危机和全球变暖危机。

　　生物物种的竞争优劣，是看结构功能能否适应环境和竞争者的挑战。没有一个生物学家或医生判断人的健康，只依据排泄量（交易成本）的多少来看病。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视野里没有结构，只有成本和价格的理论，这是极为荒唐的；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就是所谓“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人是社会动物，人的经济学也不能是“鲁滨逊经济学”。

　　中国启蒙运动以来，学习西方社会科学最大的弊病是急用先学，追潮流、贴标签。只对中国的现实问题病急乱投医，追随胜利者，追随主流时髦，很少有人认真在基础研究上下功夫。这是中国学术界和德国、法国、和以色列学术界的巨大差距。

　　从新中国的实践来看，只有毛泽东的实践论突破西方中心论的思维。而邓小平的实践虽然突破了西方模式，但是中国的学者其实并没有深刻理解“邓小平理论”。中国还需要花极大的努力，才能依据中国实践，检验西方理论，为人类作出自己的贡献。

　　张五常对突破“科斯定理”也提出了很好的设想；林毅夫也把生物学的观念和政府的战略作用引入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史正富的“三维市场经济”发展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这都是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良好开端。我自己也曾经仔细检验过所有科斯提供的案例，其实没有一个有优化解或唯一解。

　　但是，如果不正面批评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谬误，不在方法论上突破牛顿力学的单线决定论思维，就不会走出这次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学的危机。

　　计量经济学家DavidHendry认为，计量经济学是炼金术，是前科学；其实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也是前科学。他们提出好的问题，做了许多观察，但是骨子里仍然是意识形态主导，不愿承认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代价，他们所使用的方法论还是均衡论和还原论。

　　长远来看，新古典经济学不可能发展出一套真的经得起长期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经济学的未来是回到演化论、非均衡论，这就需要发展劳动价值论，并且同时必须否定供求均衡论。世界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在物理学上是“热寂”，温差都没有了，生命消失、人类灭亡之后，哪里还会有“经济”呢？

：在抗美援朝历时三年的浴血奋战中，志愿军打掉了美国的嚣张气焰，打出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打开了中国人民自立自强的未来，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线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今天正值抗美援朝胜利60周年纪念日，观察者网特筹划一系列专题文章，从战场上的两军对垒、到战场外的外交斗争、再到战争背后的国力比拼、以及战后的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等等各个角度，为各位读者全景展示这场新中国诞生之际的“立国之战”。

　　就在抗美援朝结束后，“一五计划”、“大跃进”的相继开展，标志着新中国进入了轰轰烈烈而又跌宕起伏的建设时期。那么，这场被称为新中国“立国之战”的战争，究竟对后来十余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怎样的影响？观察者网特邀请那个年代的亲历者陈平教授，谈一谈他眼中的抗美援朝究竟有怎样的历史意义。

　　观察者网：陈教授，您能否结合您的经验，谈谈我们该怎样从当时的角度理解那这些特殊的历史时期？例如，为什么会有大跃进的弯路？

　　朝鲜战争和大跃进的起源

　　陈平：为什么要大跃进？是帝国主义逼的。朝鲜战争，中国打败美国，逆转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战屡败的耻辱。中国共产党赢得中国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的拥护，靠的不是选票，而是战场上的鲜血。

　　我清楚记得，年，台湾飞机还飞到上海，高射炮声震动上海市区。年，上海工厂连做罐头的马口铁都不能生产。我在中科大的班主任是转业军人，志愿军司令部彭德怀的支部书记。他告诉我们，志愿军开始用解放战争的办法打运动战，包围美军后，美军越打越少，原来让直升机救走了。后来才在三八线挖坑道打阵地战，因为我们没有空军。邓小平年还讲，打仗就是打钢仗。朝鲜战争时，中国钢产量仅61万吨，美国万吨，是中国的倍。所以，中国领导人急于发展钢铁工业，不是为出口赚钱，是准备对付侵略。年的朝鲜战争到年的金门炮战，美国几次考虑使用原子弹。中国前三十年忍饥挨饿搞重工业，是西方逼的，不是什么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

　　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学战争，学建设，都是干中学，没有多少正规教育，弯路自然不少。只有一个聂荣臻在比利时上过正规的工程学校。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薄一波，都是搞中学或师范的学生运动出身。刘伯承等几个老帅上过苏联的军事学校。陈云只当过商务印书馆的学徒。周恩来根据地下工作经验来搞经济管理。年我参与筹备全国科学大会，发现中国的科研项目大部分是重复的，原因在中国解放后实行的保密制度，为了防止特务破坏，却封锁了技术知识的交流。

　　后来成为社科院院长的马洪做过铁路工人，被派去参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马洪告诉我一个故事：第一个五年计划是苏联专家制定的；对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初指标，周恩来和陈云都嫌太慢，不断要苏联专家加码。最后苏联专家跳起来喊：你们是不是疯了！加码才停止。为什么陈云这么着急呢？这在温铁军写的《八次危机》中也有交待。因为朝鲜战争中他负责志愿军后勤运输。运输过了鸭绿江，整个天空都是美军飞机控制，我们的汽车、火车一批批地被炸，伤亡惨重，全都是靠人力维修。

　　你们可以查一查美国的历史：美国历史战争的伤亡率最高的是美国的内战，死亡人数大概60万到80万；后来随着技术的增长，美国在一战、二战死中的亡人数虽然越来越少，但是战争费用却越来越高。到了朝鲜战争，美国阵亡人数的大概不到4万人，中国则牺牲了近20万人，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能够打败美国其实是一个奇迹，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发生过，工业化之后战争永远是钢铁的对决，杀人就像杀鸡宰羊一样。

　　客观来说，中国能够在朝鲜战争中打赢美国、赢得话语权，这是因为共产党有组织地发动了中国贫农的力量来对抗机械化的西方军队。但是付出的代价极其高昂，战争的结果也震撼了中共领导人，造成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完成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实际上，冷战中的美国和苏联不仅仅在政治和军事上竞赛，也在比拼规模经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欧洲和日本转移次一等技术和资本；苏联也在向中国扩张，为其本国的产业升级积累资本。并且，纵观整个冷战史：苏联可以成功，在于积极吸纳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丧失优势，在于毛泽东极力摆脱苏联控制——所以，对于苏联来说，成也中国，败也中国。但是，苏联的失败并不在于现在常说的专制等等，而在于中国不接受苏联控制的、以经济辅助委员会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际劳动分工体系。毛泽东去苏联谈判时，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斯大林要毛泽东接受蒋介石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接受苏联对东北和新疆的控制；但是被毛泽东拒绝了，他执意收回这些地方。这也造成在后来的朝鲜战争中，明明是中国替苏联打仗，却还需要负担军费；如果换了美国，招雇佣军作战肯定白送武器的，怎么会要中国借款抵押呢？其实，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这个债是要的中国主权独立的债；主权在我，那么我就可以接受你转移的技术但不受你的控制；所以斯大林一直怀疑毛泽东是“铁托第二”，因为铁托顽强的独立性给斯大林非常深的印象。

　　“一五”计划开始的时候正值朝鲜战争刚结束，苏联明白，是中国军队挡住了美国、吸引了美国的战略东移，给苏联以喘息时间，才有了后来苏联在核武库规模上超过美国。但是，中国付出的惨重的“投名状”，也让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急于进行工业化。

　　但是西方对中国实行完全封锁，中国只能向苏联进口技术，但又迫切地希望羽翼丰满，争取用了苏联的技术却不受苏联的控制。因为中国领导人很清楚，中国领土中很大一部分是沙俄分割去的。而且毛泽东面临的诱惑也非常大，换成是哪个领导人如果决定加入华约组织，起码中国的日子会过的好一点，但不会有现在的独立。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目标是非常清晰、并且是统一的，从引进苏联工业体系到后来进口日本的钢铁技术，全是要设备更新。

　　当然，这一切也都是缘于中国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惨烈牺牲，这些富有战争经验的老一代领导都非常难过。后来邓小平讲过一句话，我认为他非常诚恳。他说：“大跃进这笔账，我们人人都有份”。人非经过不知难。只是陈云，周恩来碰钉子在先，毛泽东付学费在后而已。

　　大跃进和教改试验

　　反右运动时，我是初一。印象很浅。大跃进，我是初二，加入了共青团。大跃进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

　　大跃进以前，我一直多病，小学先后休学过两年。我们家都信西医。我爸爸抗战时是军医，后来又加入地下党员卢绪章领导的广大药房当经理。我母亲是从新加坡回国的华侨，终身有洁癖。我抗战时出生，营养不良，从小体弱多病。我妈按照西医的方法照顾我，饭碗都是要擦酒精消毒，结果抵抗力极差。感冒别人没事，我却要高烧40°住院。抗生素打得太多，几乎不起作用了。

　　大跃进时学生下乡搞积肥，赤脚把挑到地里的人粪尿踩到地里去。农村食堂吃饭，饭碗上趴满了苍蝇。我妈对我下乡忧心忡忡，认为我死定了。谁知我晒了几周太阳，吃了苍蝇叮过的饭，从此就不生病了。依照西医的观点，生病是由细菌或病毒引起。可是药物杀菌的结果虽然快，但长期下去人的抵抗力越来越差。毛泽东的革命经验要求我们这些四体不勤的学生到乡下去锻炼改造。

　　年我到北京中国科技大学上大学，正是困难时期。上课到10点就饿的慌，还要下乡参加义务劳动，得了十二指肠溃疡。年下乡参加一年半的“四清”运动。那时白天和农民同劳动，晚上开会搞运动到半夜。我们和饲养员一起同吃同住，就在生产队的牲口棚里，条件很艰苦，浑身都长了虱子，自己也不知道。每天吃的就是玉米碴饼子，菜就是大葱蘸酱，连城里的白菜豆腐都没有。即便如此，我一生最高的体重斤，就是在这农村达到的。

　　但我年到美国留学第一年就开始胃出血。胃手术后，新得的胃溃疡又先后出血住院多次。最后下决心学习中医，太极后，才能正常工作至今。近年美国癌症专家对比中国农民和美国居民的食物结构，发现高肉奶是心血管，糖尿病，癌症等现代病的重要原因。我自己是学物理，研究复杂科学的。家庭背景也是西化的。我反反复复花了半个世纪时间，才从实践中理解西方医学与分析科学的局限，认识到毛泽东提倡的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知识分子要从事体力劳动的重要性。

　　我所在的上海格致中学是上海三个五年制教改试点学校之一。我年上高中，困难时期已经开始，但是教育改革依旧进行。把三年制的高中课程改成了两年制，新编教材浓缩了高中三年再加上大学一年级的数理课程，同时还要同等参加高考。我所在的数学优等班，当时上海最有名的数学老师给我们上数学课。两年他只正式讲过一节课：这位老师当时教了一个定理的证明，说完就有学生举手说，他有更简单的办法。老师让他上去证明，果然不错。这位名师从此后就不讲课了，只是寻找世界各国的难题来挑战我们这些顽皮学生。除了第一节课，全部数学定理学生当堂证明。高考复习教师不管，学生自己出墙报总结学习内容，参加数学竞赛，所有人的成绩都很优异。我们所在的这个班后来出了科大研究生院副院长，科学院应用数学系的所长，美国摩托罗拉公司负责技术的高级副总裁。

　　华罗庚把我们一批人招到中科大。

　　我到科大去上学，第一次考试是严济慈出卷，三分之一的学生不及格，我轻松名列前茅。中科大一年级新生的基础课，全都由著名科学家，比如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亲自上，教的主要不是书本知识，而是研究方法，更是挑战权威挑战西方的气慨。选拔学生不重考试成绩，重在课堂提问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师生平等讨论，行政人员全部来自志愿军总部的转业干部，服务科研教学，没有官气。这种打破传统师道尊严的事，除了在格致中学和中科大，其他中外学校我都没见过。要不是大跃进，老师的面子往哪里搁？

　　美国研究生的数学资格测试题的难度，不如我在初中准备数学竞赛习题的难度。美国物理博士生考试的数学难度，也不及中科大基础课数学题的难度。后来听说西南联大毕业的杨振宁和李政道到美国读研究生名列前茅，我一点都不奇怪。我36岁到美国留学，第一学期英文什么都听不懂，但是我并不怕和美国二十多岁的研究生竞争，所有的考试都是第一名，我在德克萨斯大学拿到博士的总平均成绩是满分，和诺奖经济学家们的交锋从来也没畏惧过。我把后来的顺利归功于大跃进时期的教育改革。格致中学的两年教改和科大的两年科学家授课，培养了我终身自学和独立研究的习惯。

　　舆论讲什么中国学生“只会模仿”“没有创造力”。依我的观察，没多少依据。

　　大跃进和困难时期奠定中国的科学技术基础

　　大跃进一来，中国的原子能，导弹，半导体，激光同时从零开始。年，中国科学院建立中国科技大学，培养目标就是研究原子弹和导弹。我年上中国科技大学，正在困难时期，每天肚子饿得咕咕叫。苏联赫鲁晓夫嘲笑中国人喝大锅清水汤，陈毅挥拳对学生说，就是喝大锅清水汤，我们也要造原子弹！我们学生听了都是热血沸腾。没有人会问我们的目标是否现实，大家把建设视为打仗，不惜代价，拼命向前。

　　回过头来看，大跃进的项目，哪些成功、哪些失败，关键是领导人才。“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问题是，当时的中国就那么点人才。美国搞原子弹，网络了欧洲数以千计的科学家。中国接触过核科学的，西方留学归来的科学家据说只有钱三强等10个人。见过导弹的只有钱学森。所有的设备研制和实验都是刚刚培训的大学本科生做的。苏联留学生最高只有副博士。

　　中央派了聂荣臻主管国防科工委，他的方针很简单：公开宣布自己给科学家当后勤部长，用人、规划和重大决策，都尊重科学家的意见，科学家们关键时又听钱学森那样的行家，而非科学官僚。科学院党委书记张劲夫是陶行知的学生，在科学院和中科大的历次政治运动期间，保护许多科学人才。这才使两弹一星很快就搞出来了，速度超过美苏英法，成本只有西方的1%。我的老师就是设计原子弹的科学院院士，至今骑自行车上班。当时哪里有什么高额奖金，拼的是中国人的志气。

　　大跃进时期，中学生也参加了大炼钢铁、高产密植、兴修水利等活动。后来看，小高炉炼的钢是无用的。有些地区砍树炼钢，破坏生态，加剧自然灾害。密植太高，粮食反而减产。这些都是问题，但是当时没听说有人提出批评，事后才知道有问题。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打的好，毛泽东只管战略，淮海战役还能虚心采纳粟裕的不同意见，放手让战地指挥官决策，不像蒋介石总是干预部下，装备并不占优的解放军才能打败蒋介石。于是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农业和大炼钢铁搞糟了，为什么没人质问冶金部和农业部的头？为什么成功和失败都要毛泽东一个人负责？

　　我年大学毕业当了5年铁路工人，发现负责自动控制的干部还是日本中长铁路时代的老工人，只懂机械控制，不敢学电气控制。年调回科学院搞氢弹和平利用，科学主管人是留苏回来的本科生和硕士生，没有科研经验，只会读文献仿造仪器。原因是朝鲜战争中国的伤亡过大，全国都急功近利。派出的留苏生读完本科就给召回来了，学位最高就是副博士、相当于硕士。中国科学院只有几个国外就成名的大家。中国当时能派的留苏学生基础差、许多原本只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化程度。尽管他们在苏联读了本科、硕士，回来就当研究室主任或所长，做研究其实和乡镇企业家的摸石头过河差不多。可是有的地方选科研干部走“阶级路线”，让不懂科学的人当头，结果就难以预料。

　　我以为，中国科学的潜力没有发挥，不是教师问题，不是人才问题，而是体制改革的连续性问题。

　　大跃进突破了原有科教体制。后来搞整顿，不是仿苏，就是仿美，一朝天子一朝体制，后任抛弃前任的经验，对中国道路的创新没有共识。和德国前苏联比，没有形成自己的科技传统。国防科学在聂荣臻/张爱萍等老将领导下，尊重科学家，尊重人才，成果就超过日本。中国将来能否超过美国，取决于能否选对科学主将，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钱的多少，激励体制，都是次要问题。

年4月12日，陈平教授在观察者网接受访谈，访谈内容发表后引起读者热烈反响。年5月16日，陈平教授再次做客观察者网会客室，与年轻朋友畅谈，话题覆盖中美劳工、医疗、历史、企业发展等诸多领域。第二天陈平教授即飞往美国继续从事研究工作。陈平教授亲历建国至今的诸多历史事件，况且游学中西之间，本人专业领域横跨物理学与经济学，视野极其广阔，讨论问题具有一般学院人士罕见的穿透力。观察者网将陆续发表本次访谈的记录稿。今日推出关于中国劳动者与国际分工问题的内容。

观察者网：最近一些关于中国劳工的书籍陆续出版并引发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医疗问题现在已经成为美国财政体系上的吸金黑洞，奥巴马所推行的医疗改革法案举步维艰。而当前中国也面临着医患关系紧张、医疗费用居高不下等问题。既然有了美国在医保问题上的前车之鉴，我们应该有所警惕、避免重蹈覆辙。观察者网就美国的医疗问题，特访谈在美国工作、生活多年的陈平教授，以他的亲身经历和身为经济学家的眼光，谈谈如何看待医疗体制问题上的“美国教训”。

　　美国真实债务究竟有多大？

　　观察者网：陈老师，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提起美国的医疗体系的第一印象肯定是“先进”，但是您却曾经提到，医疗是造成美国竞争力下降的因素的主要因素。而我们知道，美国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是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那么二者间有什么关系吗？

　　陈平：要理解美国话语权的来源，可以研究美国政府和学术界在金融和债务问题上合谋造假的能力。美国金融学制造的一个神话，是美国国债的利率是无风险利率。在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可以大印钞票来推行零利率货币政策，发展中国家却不得不提高利率来抵制输入型通胀，这利率的一低一高，当然是有利于西方的金融寡头，打击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为什么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可以用低利率发债，发展中国家却愿意接受西方低利率的债卷，在于不明真相的民众相信了西方媒体制造的假象，似乎国家偿债的能力是以GDP为标准，而非以政府收入为标准。这是违反经济学常识的。例如，按照荷兰经济史家麦迪逊的数据，中国年的GDP为亿美元，是英国GDP的%。但是年庚子赔款的数额高达4.5亿两白银，是清政府12年的财政收入，清政府只能要求30年还清。西方列强用炮舰强加给中国的巨额赔款，使中国国力急剧下跌，到年中国GDP依然只有年的水平。我们下面可以看到，发达国家所谓第三产业的巨大GDP，其中很大部分不代表国家的竞争能力，而是现代病或熵。所以发达国家的名义人均GDP越高，竞争能力可能并不高，偿债能力可能更低。

　　医疗体制问题，是美国普通公众及政党都非常 　　要知道美国医疗和福利体制的问题，可以看看美国年的政府预算，财政收入2.5万亿美元，财政支出3.6万亿美元，透支44.5%。财政支出中最大的开支是医疗福利，近60%，其次是军费，约25%，民生开支，包括能源、环境、农业、交通、住房等不到12%。美国年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约13万亿美元，给美国政府未来十年造成的财政窟窿约8万亿美元。和军费、金融危机造成的负担相比，美国居高不下的医疗成本是过去三十年迫使美国企业出走、导致美国老百姓就业困难的主要原因。中国必须警惕美国的现代病，尤其是医疗体制的弊病。

　　美国的医疗成本和法制神话

　　美国话语权的第二个神话是西方的法制可以保障社会的富裕和公平。一个重要的理论是芝加哥大学的诺奖经济学家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他宣称，市场产权的自由交易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解决社会冲突，而无需政府和民众的干预。但是另一位诺奖经济学家诺斯研究了美国的数据后发现，美国交易成本（包括金融、法律、会计等行业的产出）占GDP的比例，年来翻了一番，从年的不到25%增加到年的大于50%。换言之，美国目前GDP的一半以上，或非传统的所谓服务业，生产的是交易成本，即经济活动的摩擦力，而非有用功。而交易成本中最大的一项，是美国社会热衷打官司的成本，尤其是医疗官司。

　　美国的医疗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目前美国每年的医疗成本，人均8美元，占GDP的18%。奥巴马医改前，还有约占总人口16%的万人无医保。相比之下，美国每年的直接军费开支约亿美元，约占GDP4.4%，而福利成本更高，约占GDP的35%。

　　去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一篇文章分析三大汽车公司破产的原因，认为主要是受美国人均医疗费过高所拖累。因为美国劳工的工资与德日韩等竞争对手的工资相当，但是医疗福利负担要高1倍。即使技术水平相同，成本竞争必然落败。因此美国的医疗的问题，不仅仅是老百姓的满意度和不平等的问题，而且美国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也拖垮了美国的核心竞争力。

　　西方经济学制造的一个神话是私有制的效率最高。医疗是最大的反例。按照《经济学家》杂志的分析，私有制的美国医疗成本是欧洲混合制医疗的2倍，是公有制的日本英国的3倍。医院、保险机构都是私有化经营，技术投入，资金投入全球最高，然而社会效果是最糟糕的，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仅比中国高出一点点，只有78岁，排在所有发达国家末尾，各项常见病多发病的发病率也名列前茅。这也是我为什么反对自由派市场原教旨主义说法，认为国有的无效率，私有的才有效率。美国的医疗企业集团不仅医疗效率低，社会效果更差，是经济的亏损黑洞。不改变美国的医疗体制，美国病无药可医。

　　医院是事实上的盈利机构

　　观察者网：我们曾经翻译过《时代周刊》一篇名为“医疗账单如何摧毁美国人的生活”的报道，文中，作者曾说，休斯顿的十大企业，医院，金融竟然挤不上位置。金融既然这么强大，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陈平：我在美国呆了三十多年，医院，是个老病号，又在美国、中国、欧洲、日本等地做科研。所以我对美国医疗的各种弊病有亲身体验。

　　我到美国留学后得了20多年的胃溃疡，先后胃出血过十次，在美国、中国、香港都住过院，也实地考医院。医院的临床效果是最糟的，虽然医院的房子最大，设施最好，收费最高。在美国做一次胃镜检查，通常都要全身麻醉，我按照国内的习惯，只要局部麻醉，检查的有效时间都只有几分钟，现在美国扣除医保自付还要花0多美金，如果没有医保，自费要-美金。中国只要块人民币。这还只是检查，还没看病。读者可能认为，美国看病贵很合理，因为美国的工资高。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制造业的产品可以出口，产品定价是国际竞争机制，反映的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是，餐馆和医疗的服务不能出口，定价反映的是当地的社会环境。这是为什么美国人现在大量到加拿大甚至印度看病，因为美国的医疗又贵又不好。

　　《时代周刊》今年年初一长篇文章，谈美国医疗成本，事实上只讲了一个美国医疗体制相对最不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医药定价缺乏透明度。

　　我的经历可以证明美国的药价和疗效没有关系。美国赚钱最多的药就是我吃的抗胃酸药。80年代每月30片的价格约10多美元。此后每推出一代新药就涨价30-50%，目前已达几百美元。但是美国医生告诉我，这些处方药的疗效没有本质差别，中国专家告诉我新药的副作用更大，不如回到第一代的非处方药，而且要剂量减半，买上海生产的药每月才4元人民币。价格相差几百倍，而且长远的效果更差。

　　事实上，美国医疗成本为什么那么高，一个基本原因是医院名义上是非盈利机构，实际上是最赚钱的机构。医院绑成利益集团，目的就是赚钱。我所在的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是美国的科技硅丘。加州硅谷的房价太高，逼得许多高科技企业迁到德州。德克萨斯大学的癌症医学中心占地英亩，由41家医疗机构组成，称得上是美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医学中心之一，富裕程度可比华尔街的金融集团。在这里看病贵的出奇，如果没有医保，根本看不起病。医院的教授的年薪是做科研人员的好几倍。美国医疗成本的高昂，源于美国的医疗体系是私有制下的垄断体系，所以时代周刊揭露的医疗价格，不透明价格的根源在于垄断价格。依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美国平均年薪按专业排名，排在第1到第10位，以及第13到19位的都是医生，企业总裁都只排在11位，石油工程师排名第20位，物理学家只有47位。其中，排名第一的是麻醉师（年薪23.3万美元），第二的是外科医生（22.1万美元）,排名第9的家庭医生也有18.1万美元，高于排名11位的CEO（17.7万美元）和排名20位的石油工程师（14.7万美元）。我的家庭医生经过30年的交往，最终成为我的朋友。因为他非常想知道为什么美国医疗的效率不如中国。他告诉我，医生如此高的收入，实质上是在给保险公司和诉讼律师打工，因为医生要给保险公司交巨额的医疗诉讼保险，否则，输掉一场官司，就可能倾家荡产。例如收入排名第3的妇产科医生，在美国福罗里达州年的平均年薪是18万美元，但是买医疗事故保险的费用每年高达8万5千到14万2千美元，占年薪的47-79%！这是为什么医院和医生都想方设法赚钱，而非为公众健康服务的基本原因。即便如此，美国医疗诉讼成本从年以来年增12%，是GDP增长率的4倍！

　　美国名义上是自由国家，但是在看病选择医生的自由和医生信息的透明度上，美国比中国的看病选择度小很多。在美国，如果买了医疗保险，保险机构会给一个推荐医生名单。每科的医生选择只有几个，超出范围的医生不给报销。医院和医生的收费相差很大。没有合同关系的医生，即使自己有钱付费，预约看病也要提前几个月。根本不可能像中国那样，任何人可以医院看病，而且收费受国家管制，差别很小。在中国看专家门诊，医生是主任还是副主任医师，擅长看什么病都公开透明，但美国的医生背景信息不公开，你能知道的只有所获得的专业医师资格，以及哪个医学院哪年的毕业生，病人真正关心的医生信誉完全不知道，只能从病友中了解点皮毛。由于年资高的医生病人配额已满，不再接受新病人，所以事实上你只能选择离家最近的最年青的医生。

　　美国的医生收入虽然高，他的心思却不是如何给你看病对症下药，却是怎么用标准药方打发你，为的是防止你告他的状。中国医疗体制，是先看病再付款，所以给你检查的项目越多越好，小病往往就看成了大病。美国买医疗保险是先缴费，后看病。所以，医生检查项目越少，介绍专科医生转诊越少，提保险公司省钱越多，保险公司的利润就越高。所以你在美国看病，得自己要求检查项目，否则医生尽量少检查。为什么美国医生的利益站在保险公司一边，而不站在病人一边？因为美国医生也要向保险公司谈判缴费，为的是在医疗诉讼中由保险公司买单。但是保险费也没有统一规定，而是医生和保险公司再次博弈。为了增加价格谈判的话语权，美国的个体医生组成联合诊所，和保险公司集体谈判，以增加谈判能力。保险公司根据医生过去的看病记录来定保费。如果医师检查多、开药多，医生的保费就要增加。一旦发生医疗诉讼，保险公司总是找理由拒付来省钱。

　　如果医生不按标准流程行医，即使有对症下药的良好动机，也会带来引火烧身的后果。这导致医生开药方，尽量按照美国保险公司的标准程序、标准处方、标准药量开，治不好，跟他没关系。所以医生最避险的办法，就是有病尽量少给你检查，除非你自己怀疑有更重的病情，医生怕你告他，才多给你做检查。这就逼得病人得自己给自己诊断，自己给自己找理由花钱，别指望美国医生会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我的胃溃疡二十多年治不好，西方所有的胃溃疡理论在我身上试验都不起作用。医生先说我胃酸过多，给我切了三分之二的胃，还是胃酸过多。接着吃抗酸药，吃了二十多年，不能根治，药一停，就胃出血。后来我查到一篇论文，说胃溃疡有可能是细菌引起的。我拿着论文去找家庭医生，他承认有这个理论。你不提，他从不给你检查有无致病的细菌。你知道了，那就赶快给你杀菌试试，新的检查再过一遍，还是没效果，还是维持原样。最后，还是回国用中医调养和打太极拳有效果。

　　美国私人医疗保险体制的本质，是只保不生病的人。医疗保险赚钱的诀窍，就是把一切可能生病的人排除在外。美国号称的选择自由是每次你可以在几家保险公司之间选择，但是许多保险公司有一个共同条款，叫做不理赔以前已经发生过的病。即使小小的胃出血，你有过病史就不敢换保险公司。个体户小业主没有谈判能力，保费就高。打零工或失业根本买不到保险。即使高收入的自由职业者，以前如果生过某病，这次买保险，这个病就不在医保范围内。这就逼得美国人，为了医保，不得不寻找工资较低的公务员或大公司的职位，因为政府机构和大公司，和保险公司谈判的话语权较高，保费相对较低。结果是美国的大公司和大工会，最反对奥巴马总统的医疗改革，因为他们要维护现有体制下的特权。

　　我这个老病号在美国能活到现在，因为我先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后来是我爱人在州政府环保单位工作，才能维持医疗保险。但是医药费仍然是最大的负担。如果离开大学或州政府，就可能看不起病，有病付不起保费就要破产。美国老人宣布破产的原因，四分之一是医疗账单付不起。一般人申请破产的原因，50%是医疗账单付不起。

　　医疗官司成本高

　　美国医疗成本如此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时代周刊》的文章没有提到，那就是医疗成本的40%来自高昂的法制成本。普通中国人有一个印象，美国是一个法制国家。似乎发展中国家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借用美国式的法制来解决。这次金融危机，让大家反思一个问题：什么是好的法制？美国医疗是坏的法制的典型。

　　中国有句俗语，叫“法不治众”。我对美国的观察，发现是“法不治穷”。为什么？因为穷人不但打不起官司，而且输了官司也没有钱赔偿。我在美国多次发生车祸，被没有保险没有驾照的墨西哥穷人撞了，叫来警察最多关3天，我一分钱也拿不到，不如自认倒霉，放人走路；但是如果是被一个富翁撞了，那我的发财机会到了，赔偿旷工损失、医疗费用，还要赔精神损失。这就有一大笔钱。问题是普通人不可能靠偶然事故发财，发人难财的是美国的诉讼律师(Triallawer)，他们专门赚车祸和医疗事故的钱。一旦听说有车祸和医疗事故，马上主动找上门来，免费帮你打官司。美国法制的赚钱机制在律师的两种收费机制。回报不确定的按小时计价收费费，所以官司越复杂越好，反正客户出钱。如果像车祸和医疗事故那样的案子稳拿巨额赔付，律师就和投资人相似要求赔偿金提成，通常能分三分之一。因此，律师像投资银行一样组成合伙集团，参与这场官司的盈利战争，律师制度激励律师利益集团不断抬高赔偿费，打官司的成本就这样一步步抬高，受害的是美国的实体经济。

　　美国的工业集团也努力游说议会控制医疗成本和打官司的成本，但无法压制对立面的游说活动。美国有经济学家算过，美国律师比欧洲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多三分之一。如果美国律师能减少三分之一下来，美国的国际竞争力会大大提高。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许多事情学习美国，以为引进的是美国的先进理念。却不理解美国的是“一美（武力）遮百丑”。一些经济学家跟做美国鼓吹发展服务业，拉动消费，以为这是世界发展的主流。我们也引进法律允许告医生，告医院，以为可以鼓励公平和制衡，还可以发展第三产业业，拉动消费，殊不知。但是，这次金融危机以前，很少有人意识到，所谓的服务业，性质差别很大。科学研究可以促进生产力，但是服务业中的金融、医疗、律师等行业，对经济而言是双刃剑。很大部分唯利是图的收益，其社会效益可能是负的。就像汽车排出的废热，物理学中浪费的能量叫做熵，和有效做功必须分开计算。这也是经济学没有解决的基本问题。经济学测量的GDP是总量，包括许多无用功，例如污染和现代病。医生测量人的健康不会用总体重，反而会评估健康的指标。美国虚胖的GDP被许多经济学家当做繁荣的标准。但是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学家开始质疑GDP的科学性，开始研究新的可持续的经济指标，例如绿色GDP。中国要避免重复西方的覆辙，必须研究自己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并走出美国体制的陷阱。

　　医疗黑洞的科学根源

　　西方医疗弊病还植根于分析科学的局限。对人体而言，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中国哲学自古以来就受中医整体论的影响，但是以物理化学的分析方法为基础的西医，在用现代科学分析人体结构时虽然有越来越多的手段，但是治疗复杂的病症因为缺乏整体性思维，就越来越显得破坏机体的抵抗力有余，而减少并发症的能力每况愈下。西方医疗产业的牟利性质，更不愿意投资预防医学。反而是食品工业和制药业合谋资助医学研究，先推销垃圾食品制造肥胖、心血管病、糖尿病等现代病，然后推销新药来治疗现代病，新药又派生新的副作用，由此造成医疗成本不断扩张的无底黑洞。相比之下，中医强调调节人体的抵抗能力，西方思维方式把病因归结为来自外面的细菌和病毒，治疗方法就是杀菌或手术切除病体，代价就是把对人体有益的细菌和组织也都杀死了。

　　人体是综合的系统，一加一不等于二，因为人体器官是互相影响的。西医的治疗方法是分析思维，单打一。感冒药会引起胃溃疡，抗胃酸药，抑制了胃溃疡，结果又带来骨质疏松。治心血管病的药又可能造成内分泌系统的紊乱，如此等等。基本上是扶了东墙挖西墙。治标不治本。西医换零件效果快，但是处理整体性的病无能为力。

　　很多年以后，我终于发现中医的养生理论才是治本的。我的胃病根子是美国生活方式引起的。日本欧洲的饮食方式就比美国好得多。我在德国访问期间，发现他们研究所的食堂，所有的菜单都是依据营养科学定制的。我早上吃过一个鸡蛋，中午你想吃也不给你。因为德国标准，一天只许吃一个鸡蛋。

　　美国为什么胆固醇过高的人很多，因为鸡蛋最便宜。学生们往往一天吃2到4个鸡蛋。美国食品工业和医疗集团也是合谋的。食品工业资助大学里面搞医疗研究，推荐美国生活方式，包含了一些高热量高脂肪的东西。我的美国家庭医生告诉我，可口可乐等碳酸饮料，又伤胃又伤牙，远远不如新鲜水果。中国老百姓却在跨国公司的广告宣传下，放弃自然水果和豆浆，以喝可乐为时尚。甚至幼儿园和小学的食堂也培养小孩喝碳酸饮料，不知教育部为何不管这样的健康倒退。食品工业先制造大量的垃圾食品，医药行业为你治病，再赚你第二轮钱。美国生活方式创造的GDP，害了美国人的健康和经济。

　　事实上，美国在预防上和健康普及上的投入是很少的。美国三分之一的人都有肥胖病，德国就看不到如此多的胖人，他们身材都比较匀称，而且吃饭习惯都很好，一点都不剩。

　　美国的商业有很多成功的赢利模式，但不是成功的生活方式。比如麦当劳和可口可乐，流行全世界。但是这些能上瘾的食品对小孩健康的影响非常坏。麦当劳故意设置很多小孩喜欢的游戏和廉价玩具，吸引小孩子从小就吃这些垃圾食品，长大以后很难教他们学会健康的饮食方式。

　　美国医疗黑洞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就是美国反自然的生活方式。我在美国三十年无法去除病根，回到国内工作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回归到中国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早睡早起，尽量不开夜车，吃五谷杂粮，荤素搭配，最后打打太极拳。多年调整之后，我现在精神状态比美国的同事和中国的老同学都好。到了退休年龄，思维比中年还要敏捷。这让我彻底反思西方劳动分工模式的局限和中国文明的发展。

　　奥巴马医改四面楚歌

　　观察者网：陈老师，而奥巴马的医疗法案也遭到了共和党议员的阻挠过，这其中是不是也有保险游说集团在里面动手脚？

　　陈平：美国很多人都意识到美国的医疗体制问题很大。奥巴马上台的竞选诺言就是医疗改革，结果举步维艰。他的改革思路其实很简单的：美国医疗如此低效，是因为医疗机构、保险机构都是私有制的盈利机构，如果引进有一些非盈利的保险公司、医疗机构介入，与现有的私人企业竞争，就应该可以把保费和医疗成本降下来。

　　奥巴马不敢推行反垄断法打破医疗和医药行业的垄断，最初只是试探宣布成立一个国有保险公司来和私有的保险公司竞争。不料遇到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共同反对。媒体更是一片哗然，说奥巴马是搞社会主义，甚至是纳粹。一些人公开宣布要刺杀奥巴马，带枪去闯奥巴马的竞选集会。吓得奥巴马立刻收回提议，改为在金融危机期间扩大医疗保险为全民覆盖，却回避谁来买单的医疗成本问题，使医改方案名存实亡。

　　中国读者也许以为，奥巴马的全民医保方案，原则上对穷人有利，应该获得多数劳动人民的支持，在号称民主的美国通过议会应当理所当然。连我也没想到，反对奥巴马改革的主要力量，不只是代表富人的共和党右派，还来自民主党的支柱，美国的大产业工会，他们反对医保法案的理由是医改保护无组织的小工种，却损害了大公司的大工会成员的利益。由此我们明白，美国不存在并不代表所有“工人”的工会。工人阶级分裂成各个力量不同的利益集团各自为战。在美国只有大规模产业中的蓝领工人才能组成有话语权的工会。美国最大的工会是汽车工人工会、机械工人工会和飞机机械师工会，这些行业工人多而且集中。因此他们在和保险公司谈判时，可以为会员争取到最优惠的条件。大工会在保险商拿到的折扣，要远高于小工会和那些根本就没有工会的人，比如计算机行业的那些自由职业者。

　　如果奥巴马的医保法案通过，就意味着要把医疗保险费平均化，保险公司的利润要降，大公司的保险费要涨。这不但侵犯了保险公司的利益，而且侵犯大工会的利益。从中可以看出，美国的工人完全是分裂的。大工会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和大垄断集团是一致的，和小工人、和失业人士的利益则是矛盾的。

　　大工会、有钱的人是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只有他们在美国政治中有话语权。弱势群体是美国的大多数人；最穷的没有保险的人，虽然人数达几千万，选举政治的权重几乎为零。这造成了奥巴马最后四面楚歌的局面：医保法案不但遭到共和党有钱人的反对，也遭到自己的捐款集团的、大工会的反对；就连美国最高法院都判医保法案违宪。

　　我认为，奥巴马的医疗改革必然失败，只是失败的时间问题。主要的原因有两方面：第一，这一法案在经济上不可操作，医改要花钱，只能在经济的繁荣期而非危机期推行；第二，法案的设计侵犯所有派系的利益，不只是医疗保险集团和大工会，新闻媒体和好莱坞的利益，也得不到失业者的支持，因为医改扩大社保负担，使企业更不愿意雇人，老百姓在危机期间，宁愿先解决温饱问题，而不是看病问题。问题是美国的选举制度使所有的政客都是短期行为，无法为国家做长远打算。

　　从中可见，美国乃至欧洲所秉持的民主社会，在维持军事优势对外侵略扩张的时候是稳定的，因为可以通过输出过剩产能转嫁危机。但在推动国内改革的时候，却很容易走上一条死路。因为在这一制度下，对多数老百姓好的事情与少数个人利益是相悖的，而权利恰好掌握在这小部分人手里，难以进行有效平衡。假设医疗改革推行，医疗保险收费增加，企业裁员，就业率继续走低，最后连那些失业的弱势群体也不会支持奥巴马的政策。西方所谓的“民主”，在实际操作上是“金主”。也就是金钱和利益做主。在利益分裂的战国时代，利益集团的博弈必然绑架任何实质性的体制改革。

　　奥巴马上台的时候，医疗改革是美国老百姓呼声最大的，结果多数改革流产。不过有一条改革，得到很多百姓的支持：奥巴马强制要求保险公司不得拒绝为公民提供保险，如果保险公司不愿意为一些小业主或无稳定职业的美国公民提供保险，政府可以随机指定一家保险公司为他投保。那么人们会问，这些穷人的看病钱，谁来买单？在美国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奥巴马不但不紧缩开支，不投资新兴产业，刺激增长，而是在扩大开支，扩大医疗买单。共和党拒绝削减军费和给富人加税，民主党拒绝削减老人的福利。如本文开头所说的，美国的财政窟窿越来越大，欧洲被迫改革福利社会的危机对策，美国反而要加大福利开支，显然，奥巴马的医疗改革必然是要失败的。

　　我很同意我的朋友，波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LaurenceKotlikoff的见解，美国政府实际上已经破产了。那么美国的地位为什么目前还没有动摇，原因在于各国人民还在迷信美国军力的强大，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发动战争，所以投机客认为美国不会破产。尤其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相信美元、使用美元。但是要发展中国家永远替美国买单，连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都明白这是不可能持续的。出路呢？等美国拖累全世界，还是走自己的新路？这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现实问题。迷信美国制度和美国生活方式的人，现在有用脚投票的自由，最好自己去亲身观察体验，才能摆脱华盛顿共识的迷雾。

　　（本文由高艳平、邢春燕、梁哲浩共同访谈、整理，主要章节已经发表于《社会观察》杂志年第6期）